唐代白居易《放言》诗云：“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据权延赤所著《司令爸爸许世友》说，毛润之曾推荐这首诗给许世友，可见其影响。

此诗大抵说人品有真有伪，试玉、辨材都需要长期而反复的观察与考验。不可以一时之誉，断其为君子；亦不可以一时之谤，断其为小人，所谓“日久见人心”，“盖棺论始定”也。但是，白居易也悲哀地指出，如果天不假年，一个人的日子偏不能长久到真情大白，那么，此人行事的是非真伪也就难辨了。诗中列举周公和王莽为例。其实这类例子是很多的。如《左传》襄公三十年载，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在他执政之初，可谓民怨沸腾，舆人甚至作歌呼吁：“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然而三年之后，子产的举措开花结果，舆人复又颂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试想子产执政次年就死掉的话，其治国的才能与品德复又有谁知晓呢？所以从白居易的举例来看，他是不赞成所谓盖棺定论的。不赞成的原因在于历史有的时候不能给历史人物以充分的时间去证明其才能与品格。

白氏见识不可谓不深刻，然而，即使历史给了历史人物以充分的时间去证明其才能与品格，其行事在后世得到的评价也未必一致。是非真伪，有时依然难以盖棺定论。

陆游诗《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七绝四首之二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诗中的蔡中郎即汉末蔡邕，蔡文姬的父亲，做过左中郎将。据《后汉书》，“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可见他不仅多才、而且品行孝廉。《后汉书》又说他死后，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兖州、陈留之人闻之，皆画像而颂焉。据此，蔡邕的人生似乎已经盖棺定论。然而，到了宋朝，民间曲艺却把蔡邕和赵五娘的故事参合在一起，把他说成是抛妻子、弃父母的不孝不义之徒。陆游此诗正是感慨此事。一句“死后是非谁管得”的深沉感慨，显然比白氏的议论更加动人心魄。

文学艺术，尤其民间通俗文艺指鹿为马，妄议古人，不足为怪。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死后的是非，不仅在愚氓的民间艺人那里管不得，就是在学富五车的学者那里，也是管不得的。我们只今可就夫子之门举一实例。

孔子游处卫国的时候，非常崇敬叫一个名史鰌字子鱼的卫大夫。《孔子家语·六本》载，孔子赞颂史鰌有君子之道三，即“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人。”《论语·卫灵公》又载，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可见其对子鱼敬爱之深。

刘向《新序》还记载说：“卫灵公之时，蘧伯玉贤而不用，弥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数言蘧伯玉贤，而不听。病且死，谓其子曰：‘我即死，治丧于北堂，吾生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当成礼，而置尸于北堂，于我足矣。’灵公往弔，问其故，其子以父言闻，灵公造然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贵之，召弥子瑕而退之，徙丧于堂，成礼而后去，卫国以治。”此事又见于《大戴礼·保傅篇》、《贾子新书》、《韩诗外传》以及《孔子家语·困誓篇》，可见是历史上的一大美谈。

可惜的是对于史鰌，诸子中也有不屑者。《庄子·胠箧》就提出：“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此处“史”即指史鰌。《庄子》不屑于史鰌，还只是不屑于用史鰌的德行来救世济民，并不否认史鰌有那样一种美德。较之《庄子》，《荀子》对史鰌的评价就不能不令人为历史人物感到深刻的同情了。《荀子·不苟》曰：“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暗世者也，险莫大焉。故曰：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鰌不如盗也。”《荀子·非十二子》又曰：“忍情性，綦豀利跂，茍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鰌也。”象史鰌这样一个忠君爱国，忧贤进能的人物而被大儒荀卿目为欺世盗名的奸人，也可见历史人物的是非评价是多么地难以形成定论。

再以周公为例，他的名誉生前就得到平反，可以说历史对他不薄，给了他充分的时间证明自己。但是到了魏晋时期，嵇康著书立说，却公然声称自己是薄周孔的。可见，对于有的历史人物，即使历史给了他以充分的时间去证明其才能与品格，也一样无法盖棺定论，管住后人的非议与刁难。这也就难怪中外先哲多强调志士仁人不能过分在意左右的意见、时人的谤议与后人的评价，而要敢于坚持自己的个性精神、个性理念与个性作风。《孟子》曰：“自省而不缩，虽千万人，吾亦往矣！”韩愈《进学解》云：“行成于思而毁于随”。意大利诗人但丁也强调“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有几个没有一点这样的精神风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