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刚出版的时候，和许先生聊天，许先生说那本书不是“不是当一个研究工作”，而是为“把年轻人的注意力和志向拉起来”，以图史学的繁荣。《从历史看管理》、《从历史看组织》、《从历史看领导》以及这本《从历史看时代转移》，都可以看作是许先生“普及历史工作”的一部分。所不同者，许先生的普及并非历史知识的普及，而是凝集他一生治学经验的学术思考成果。语言一如以前许先生的著作深入浅出，读来让人受益。

在《时代转移的诸种因素》这一章中，许先生谈到韦伯，说：“韦伯与马克思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也重视经济，但是由于它探讨的范围很广，所以我们很难将他归类为经济学家或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他所提出来的每个课题都不容我们忽视……”。这句话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我认为在这句话中包含了许先生的“夫子自道”。1950年代，许先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求学，当时韦伯理论正好在那里传播开来，匹兹堡大学也因此迅速成为韦伯理论传播的大本营。许先生身处其中，必然受到这种风潮影响。体现在治学上，则形成了“拿历史当材料，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的局面。所以有的时候读许先生的著作，也拿不准他到底是什么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抑或社会学家？不好说。然而，正如许先生评价韦伯那样：“他所提出来的每个课题都不容我们忽视”。

与许先生可资比较的是许先生的老朋友余英时，虽然余英时先生在著作中也涉及韦伯、也涉商人精神，但是我还是要说余先生是位历史本位的历史学家，因为他的方法都是历史的。在《戴东原与清代考证学风》中，余先生先是指出一代考据大师戴震存有“义理的偏爱”继而指出戴震有“考证的压力”，经过这一番铺垫之后，余先生提出了问题：“思想家戴东原和考证家戴东原有没有紧张以至冲突的情形存在？”余先生得出结论，这种紧张是存在的。因为18世纪的学术风气正是重考据而轻义理的时代，考据学家对思想家非但不同情，而且还十分敌视。与戴震同时代的思想家章学诚一开始就是思想家示人，在当时可谓是一种勇气。而一开始以考据家进入学术界并且被视为学术界考据家领袖的戴震，则不能不存在紧张和冲突。我同样把余先生的这段论述视为一种“夫子自道”。论述这个题目，非短篇所能为之，仅在此提出，以便有心人留意。

而我感兴趣的则是，许余这两位老朋友，一位跨越了历史的疆界，却不妨碍他是一位历史主义者；一位是史学界领军式人物，固守着历史的疆界，内心去渴望冲破这一藩篱。这两种姿态，我想会是将来学术史上最具典型的两种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