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无一不与佛学有关。当时的中国，列强侵凌，社会糜烂，孔教式微，纲常败坏。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契合了新派知识分子的救世利生、实现社会变革的精神需求，为之提供了打破纲常礼教、获取平等自由的精神武器。而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新派知识分子中，又以谭嗣同对佛教信仰最坚，研究最精，实行最力。

谭嗣同出身官僚世家，父亲是湖北巡抚。少时倜傥有大志，博览群书，好谈兵法，善于剑术，很有侠气，曾与京城名侠大刀王五结为好友。谭嗣同从小丧母丧兄，被父亲的小妾所虐。他饱经伦常之变，久历人世之苦，于是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以为此身一无足惜，唯有追求真理、拯拔众生而已。

1896年，三十一岁的谭嗣同方才接触佛学。他学佛时间虽晚，但其以发宏愿，以精进心而后来居上，遍览三藏，尤其于法相、华严二宗最有心得。谭嗣同甫闻《华严》性海之说，便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从此豁然贯通。古今中外的种种学说真理，在其心中交汇奔腾激荡，但如百溪归大海，大海就是博大渊深的佛学，而贯注其中的，是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是救度众生的伟大精神。这是千百年来，佛教流于空谈而失去了的胸怀与精神。在这外辱内乱，黎民苍生流离失所的严峻时刻，僧众唯知坐地念佛，以求自心清净而已，其鼓吹的悲悯关怀，又体现在哪里呢？谭嗣同正是于此种现状下，挥舞佛学之剑，劈荆斩棘、勇往无前地开拓出一条指向社会人生的佛法之路。

　　谭嗣同以他的学说和舍生取义的行为，告诉世人，佛教不是围簇于一堵红墙之内，不是一片让心灵逃亡的净土。谭嗣同为现代人开拓了“应用佛学”的领域，将佛法精神贯注于现实社会，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锁居的围墙，重现其对生命无限的悲悯与爱，重现其刚健雄猛的精神。

从谭嗣同发心学佛始，他便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感知自己生命所剩下的时日不多，虽然当时他正值盛年。这种念头常萦绕于心头，使得谭嗣同更加勇猛精进地学习。他在给恩师欧阳中鹄的信中写道：“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持佛咒，不少间断：一愿老亲康健，家人平安；二愿师友平安；三知大劫将临，愿众生咸免杀戮死亡。” 佛以救世救人为己任，曾说“有一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谭嗣同亦发出“以心挽劫”的宏愿，誓为中国人民“冲决网罗”而奋斗，并最终以鲜血印证了自己的信仰。

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逮捕维新派。眼见大势已去，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出走日本，日本使馆方面也表示可以为谭嗣同提供“保护”。谭嗣同坚辞不受并傲然宣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8日，谭嗣同在菜市口法场就义，年仅33岁。

谭嗣同虽然以身殉法，但他的著作《仁学》仍在中国近代史上放射出万丈光芒。《仁学》一书粗看时，甚觉揉杂，细看时，便知全书思想乃是以佛学贯穿起来。谭嗣同“以求仁为宗旨”，但他对“仁”的阐释却“是一种以佛学为主体而杂采孔、耶、墨等诸家学说的新思想。他以佛释仁，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仁者，平等也，无差别相也，无捡择法也，故无大小可言也”；“今夫众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见存。……于是乎大不仁之事起焉。故孔子‘绝四’，终以‘毋我’。”谭嗣同认为，“仁以通为第一义”，“仁”的最高境界是“人我通”，即是以佛家之“无人相，无我相”去破除人世间的妄生分别相。

谭嗣同称其学为“冲决网罗”之学：“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真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这是要对古今学术来一次价值的重估，其深邃的见识与雄浑的胆魄，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他才气纵横的一笔。《仁学》与谭嗣同之死交相辉映，构筑着一个伟大的人格象征，这，便是真正立足于中国大地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