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近现代学术史，有一些名字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绕过的，比如说梁启超，比如说陈寅恪，比如说俞平伯，又比如说钱钟书。研究学术史，还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便是家学。上述的各位大师，在近现代学术史上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存在，由他们向上或向下追溯，都可拉出一串在学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名单。家学产生及其消亡，皆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个中关系，很难用简单的谁以谁显来概括。

家学的产生，与儒家学说在中国二千年的正统地位关系莫大。注重伦理的儒家学说在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学术变迁史中加重了文化的家族主义的色彩。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文化世家层出不穷，三班、三曹、三苏以及万泰、万斯同、万经，王安国、王念孙、王引之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及至现代，学术家族更是屡见不鲜，在高增德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中，就收有众多的父子学者（如严复和严群）、兄弟学者（如陈衡恪和陈寅恪）、叔侄学者（顾延龙和顾颉刚）以及夫妻学者（钱钟书和杨绛）和翁婿学者（余嘉锡和周祖谟）。多重关系相互交叉，使得学术史的研究极具趣味。

家学何以在当代社会的演变中消亡，这个问题曾由高增德先生在《家学：现代学者的成名渊源》一文中提出来过。但是高先生虽然提出，并且认为对于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的探讨，“很可能是有益于当代及今后的文化学术发展的事情”，却没有在文章中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笔者不揣浅陋，试以新会梁家为例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阐释。

在梁启超之前，新会梁家仅仅是在乡村中比较常见的耕读之家。梁启超在其《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这样描述他的故乡茶坑村的私塾状况：“教师总是在本乡念过书的人。学费无定额，多者每年30块钱，少者几升米。当教师者在祠堂得领双份胙，因领双胙及借用祠堂故，其所负义务，则本族儿童虽有无力纳学钱米者，亦不得拒其附学”。这种以家族为中心的崇尚读书的风气与新会梁氏的兴起息息相关，没有这样的环境，也就不会产生之后在现代文化史上占重要位置的梁氏家族。

对梁启超的人生选择产生直接影响的，则是梁的祖父和父亲。梁启超说自己“之为童子时，未有学校也。初认字，则我母教我，直至十岁，皆受学于我祖父”。梁的祖父梁维清“勤俭朴实，其行己也密，忠厚仁慈，其待人也周，其治家也严，而训子也谨，其课诸孙也祥而明”，在当地是颇受人尊重的乡绅。承其祖父的余荫，梁的父亲梁宝瑛在故里也颇有声誉，其“平生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礼，恒性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取介之间，一介必谨；自奉至素约，终身未尝改其度”。他教育子女非常严格，对梁启超尤寄厚望，启超言行稍有不当就会遭到父亲的训斥。家庭的耳濡目染，无疑对梁启超日后的思想发展以及其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在这种家庭教育下，不仅产生了梁启超，还培养出了词学名家梁启勋与哲学史家梁启雄。避开他们的学术成就而单谈他们之间的学术关联，由此钩沉家学这种现象逐渐消亡的原因，本身就显得颇具意味。

梁启勋是梁启超的二弟，于诸兄弟中与乃兄年龄相距最近。少年时与梁启超同就学于万木草堂，其间兄弟之间如切如磋自是应有之义。梁启超早年流亡日本，其时梁启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兄弟之间常常鸿雁往来，探讨学问之道。及至1912年10月梁启超回国，梁启勋则成为乃兄负责家庭事务的左右手。任公的诗词以及这方面的研究作品虽少，但却一直兴趣未失。这种兴趣对与其朝夕共处而又专事词学的二弟无疑会产生影响。“从根本上说，梁氏兄弟的学术都是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只是重心不一。任公的重心在于史学与诸子学，而梁启勋在于文学”。

与梁启勋相比，和梁启超同父异母的七弟梁启雄与长兄的年龄差距要大得多。梁启雄生于1900年，比梁启超小27岁，从年龄上几乎可以说是两代人。上个世纪20年代初，任公在南开授课，梁启雄在南开就学，自然就成了乃兄的“入室弟子”。1925年，梁启超被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为导师，梁启雄则在其兄的帮助下成为清华的助教。任公当时正处于诸子学研究的高潮，启雄则在乃兄的影响下开始了诸子的研究。及至30年代初，梁启雄已经成为在诸子学、史学领域颇有造诣并有所成就的学者了。1960年梁启雄的《韩子浅解》由中华书局出版，他在“附语”中表示这贡献与“党的英明领导分不开”。然而，若真的要考镜源流，倒毋宁说是受了乃兄的影响更为确切。

研究近代学术史，师承和家学是两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梁启超的子女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与梁启超对诸兄弟的影响不同，梁思成一代的成长和其学术成就的取得都可以说是得益于任公的“设计”。任公晚年反思自己的学术历程，深感自己的学问“病爱博”，“尤病在无恒”。是以他在诸子女求学时颇为注重学习的专精和恒心。事实上也确实如他所愿，其子女九人，在学术上多有成就，困惑的大匠受世人瞩目自不待言，其他的子女也都多有建树，如图书馆专家梁思庄以及火箭专家梁思礼。

梁启超在为其子女精心设计道路的同时，既注意兄弟间的学术优势互补，又注意顾及子女的兴趣。对于梁思永选择考古，他就明确表示：“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可以互得联系观摩之益，真是再好没有了。”任公最初给二女儿思庄设计的道路是学习生物学，但他得知女儿对于生物学并无兴趣后，特地给思庄写信，表示“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之路”。

及至1949年，共产党以启政权的建立昭告世人：世界变了。在战争胜利之后，新的执政者显然还没有做好如何建设的准备，但是这个新生的政权无疑比历朝历代更懂得如何通过统一人们的思想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熟读历史的最高执政者更是时刻提防着反动旧势力来颠覆刚刚建立不久的政权。所以过去的一切必须打翻，新的秩序必须建立。于是，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活动接踵而来。从旧社会中走来的知识分子们没有经历过如此复杂的政治斗争，在新的局势中显得有点不知所措。他们诚心诚意抱着满腔热情来建设新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发现，无论他们如何努力，都无法消除当局对他们与生俱来的戒备。“批评共产党在城市规划工作中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的“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自然在运动中在劫难逃。这里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1967年梁家再次接到通知，限他们三天内全家搬到一间24平方米的房子里去，这是梁家的第三次搬家了。梁思成和夫人林洙在整理书籍时发现了一些精美的塑像和小雕塑的图片。夫妻俩于是停下来欣赏这些图片，困惑的大匠抚摸着上有一对汉代铜虎的图片情不自禁地对夫人说：“你看看，眉，你看看多……”“美”字还没有说出来，忽然想到这是一个在当时犯忌的一个词，于是立刻改口说：“多……多么有‘毒’阿！”一个噤若寒蝉到如此地步的学者，又怎么敢以自己为榜样教育自己的子女？这些运动给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造成多大的损失姑且不论，但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家族文化却是彻底地给粉碎了。

当然，家学的消亡也绝非能用政权更替来简单概括，在考察现当代学术史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现代学制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家学的一种瓦解。然而，同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相比，这方面的因素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家学的产生，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读书环境以及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结构。近代以降，政权更迭，政体频变，但并没有对相对稳固的社会文化结构产成冲击。清末至民国期间“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客们似乎对于文化环境比较仁慈，虽然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当时频繁的战乱使得当时的执政者们无暇顾及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然而，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话：国家不幸诗人幸。这种混乱的政治局面在客观上起到了保障文化生态良性发展的作用，以致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师辈出，群星灿烂。加上父子、兄弟、夫妻、翁婿等诸多关系交叉，使得当时的学术史在后人看来是如此摇曳多姿。

参考书目：

《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罗检秋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困惑的大匠·梁思成》林洙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9月第2版

《鸿儒遍天涯》高增德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