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圆读通鉴随笔七十九】——韩非之死与当时的爱国主义

（前233年）韩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干韩王，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五十六篇，十余万言。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0页

韩非到秦国，一说是受韩王的委托，一说则是因韩王不能听其言，所以才跑到秦国寻求发展。《韩非子》里有一篇《上秦王书》，被扬雄指责其卖国，司马光先生也参加了对韩非的大批判。

后人考证，那篇卖国色彩很浓的作品并非韩非的写的，诸子百家的著作里掺沙子掉包的情况屡见不鲜，我宁愿相信韩非到秦国，只是寻找个人的发展，找一个能接受自己学说的君主，使之发扬光大而已。他的行为和孔子、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并无区别。扬雄、司马光对此采取了双重标准，暴露了后世儒家缺乏宽容。

春秋战国时代，学者、客卿四处游说，兜售自己的学术思想，人才流动“国际化”，如果我们在他们那里强调爱国主义，可能会难以自圆其说。另一方面也在强调爱国主义，要搞清楚，也是件不太容易的事。

对于韩非的死，史书上煌煌然记载着“李斯嫉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法诛之。’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令早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王后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但是扬雄和司马光却看得“高深莫测”了：扬雄在自己的《法言》里，设置了一场法庭辩论，来表明立场：

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最后死在‘说难’，为什么他明明知道凶险，在认识上那么高超，在行动上却如此愚蠢呢？”

答：“作为君子，按照礼义行动，按照礼义停止，合乎礼义前进，不合礼义就停止。游说别人就根本不会有那么多顾虑了。韩非明知自己的一套不合礼义，所以他才写文章感慨‘说难’。你的游说合乎道义，就没有什么顾虑担忧的，你的游说合乎道义，对方用不用、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你就应该有顾虑和担忧。”

司马光则干脆批判道，因为韩非背叛祖国去帮助侵略祖国的敌人，所以他的死是不值得怜悯的。

在《史记》里，司马迁把韩非和老子放在一篇“列传”里，并且引用韩非的《说难》全文。司马迁因“说难”而致腐刑，所以，他理解韩非。

《说难》是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把“说”与“被说”者的心理状态刻画得很清晰，游说和被游说其实是一场心理战。有共同价值观当然好游说，但我们的经验是，经常需要与虎谋皮，被游说者处在极其的强势地位，生杀予夺皆由人家，向这样主子讲世界潮流，普世价值，你不整点心眼，绕着弯说，那还不马上让你闭嘴。

韩非《说难》不长，转在这里：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於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夫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矣；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欲内相存之言，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於私利也。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於私患也。誉异人与同行者，规异事与同计者。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也；自勇其断，则无以其谪怒之；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躬之。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摩，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

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旷日离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於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此不可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於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教哉！为母之故，亡其刖罪。”异日，与君游於果围，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亡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馀桃。”故弥子之行未变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於主，则智当而加亲；有赠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锐圆按：人主都有逆鳞，这是韩非的伟大贡献，至今还有人搞不明白。韩非死在秦国，并非撄秦王之逆鳞，而死在李斯同学的嫉妒和秦王的一时昏头而已。后世的许多事情告诉我们。叛徒可能会被新主子杀掉，但原因并不一定就是恶有恶报。叛徒也有善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