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虬髯客传》以杨素宠妓红拂私奔李靖，结识虬髯客，助李靖成就大业的爱情故事为线索，讲述了“风尘三侠”李靖、红拂、虬髯客在乱世中的传奇作为。本来虬髯客该是故事的主角，可惜被红拂这个奇女子盖过了风头。千百年来，红拂慧眼识英雄而敢于奔就的胆识，英雄与美人的浪漫相遇，令许多人津津乐道。

红拂的故事载于《太平广记·豪侠传》中的《虬髯客传》，红拂其名不可考，只知姓张，手执红拂，故名红拂或红拂女，因排行老大，被义兄虬髯客呼为“一妹”，容貌甚美，“有殊色”，“真天人也”。《太平广记》文中只称“张氏”，“红拂”应该是后人的称谓。她的身份并不高，据《虬髯客传》所述是一“妓”，自称“杨家之红拂妓”，无疑她该是杨素的家妓。在唐代，蓄养家妓在豪门或有名的文人中很常见。我们熟知的“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樊素和小蛮就是白居易的家妓。

这个有胆有识的奇女子结局如何？《虬髯客传》中讲得很模糊，只提到贞观中李靖位至仆射，当他得知虬髯客在海外成功的消息后，“归告张氏”。那么这时候红拂与李靖还是在一起的，只是不知地位如何。诚如她自己对李靖所言“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故来奔耳”，李靖这棵乔木靠得住吗？李靖在唐代战功卓著，地位显赫，是凌烟阁功臣之一，封卫国公，死后陪葬太宗昭陵。他显然是有后代的，《新唐书》中有其孙李令问和五代孙李彦芳的传记。但正史中见不到李靖夫人的影子，就连颇爱采笔记小说之素材入史的司马光，也没有在《资治通鉴》中写入红拂其人其事，因此红拂此人是否为真尚不确定。即便为真，红拂真的能“从夫而贵，以盛轩裳”吗？笔者深表怀疑。红拂与李靖是“私相授受”，没有媒妁之言。据唐律，“为婚之法，必有行媒”，白居易有“止淫奔”之诗《新乐府·井底引银瓶》曰：“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所谓淫奔，就是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合，最终是不被家庭和社会承认的。《虬髯客传》中记李靖“不自意获之，愈喜愈惧，瞬息万虑不安。而窥户者无停履。数日，亦闻追讨之声，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马，排闼而去。”可见他内心是惊惧不安的，应该不仅仅是对杨素权势的害怕。

李靖初遇红拂时，虽“以布衣上谒”，但他是隋朝大将韩擒虎的外甥，是世家之子。而红拂是家妓，介于教坊妓与市井妓之间，在唐代属贱民，地位甚低。二者的身份在古代有良贱之别。唐以前，良贱禁婚就是礼制上的一个约束。唐代以后，禁止良贱相婚正式纳入法典。良贱之间，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承担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有明显的差别。从唐律来看，奴婢不能为妾，妻妾不能乱位，而妓与奴婢身份相等，妓女为正妻实在不可想象。“妻者，传家事，承祭祀，既具六礼，取则二仪。”贱民被认为无法承担承嗣之重任。更有甚者，良贱为婚，所生子女的归属，法律也有明文规定，“其所生男女，依《户令》，不知情者从良，知情者从贱”，这一恶性遗传的后果甚为严重。

有人用唐代风气的开放来解释红拂与李靖的结合，来解释红拂最后的圆满结局。对此，女性史研究者指出，唐代的开放只是一种与历史无关的发明，因建立在西方女权主义与中国的妇女解放及其他政治因素的基础上，因关注的是唐代特定阶段特定阶层的女性而被提出，忽略了女性大众的一般生活状态和支配其行为的社会观念和机制。也许正因为此，红拂以一妓身份而夫荣妻贵，这样特殊的人物特殊的结局，即使只是文学创作出来的人物，也被视为是阴霾时代的亮色，被历代的人们所铭记和传唱。

红拂的故事在后代广为流传，明代有昆曲《红拂记》，一度盛传。今人王小波有小说《红拂夜奔》，通过荒诞的想象，彻底颠覆了英雄美人的“正统”结局，算是现代人对那段传奇的一种另类解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