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自然灾害的影响更为严重。自然灾害，历朝历代都有发生，但东汉后期自然灾害的频繁出现，却是非常突出的。它不仅对社会的政治安危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当时的文学思潮和文人心态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东汉自和帝以降，皇权旁落。据《后汉书》“帝纪”所载，和帝至献帝，大多冲龄践祚，享寿不永。也正是在这个政治动荡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出现，据《后汉书》“帝纪”和《五行志》、《天文志》等资料粗略统计，从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间，发生水灾54次，旱灾40次，地震69次，蝗、螟灾29次，瘟疫18次，大风冰雹等41次，基本上每个年头都有灾害发生，甚至一年有多种灾害，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后汉书》记安帝永初元年至六年间，全国范围内地震、洪水、大风、雨雹、地震、蝗虫、山崩，灾害频仍，无年无之，灾害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造成了严重损害。不仅如此，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况。据《后汉书》，顺帝建康元年正月辛丑诏曰：“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以来，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杀害民庶。夷狄叛逆，赋役重数，内外怨旷。”献帝兴平元年，“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避正殿请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轻系。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曹植《说疫气》一文曰：“建安二十二年，疫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丕《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干）、陈（琳）、应（劭）、刘（桢），一时俱逝。”

在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的汉代，自然灾害给帝王心理造成很大压力，这种压力除了经济的因素之外，更多的是政治方面的因素。同样，频繁的自然灾害对文人的心理及其创作也产生重要影响。再加之政治的、战争的因素，可以说是天灾与人祸并行，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死亡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于是，文人心态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与汉代盛世相比，文人们更多的是关注个体生命。如果说东汉政治的压力以及“党锢之祸”使文人在乱世中忧虑国家、保持崇高气节的话，那么，长期的自然灾害，则使文人对个人的生死问题、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有了更多的关注。首先表现在追求生命的不朽。《三国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曰：“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彫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彫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这是由自然灾害直接引发的人生价值的深刻思考。瘟疫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自然生命在灾难中很快结束了，但著书立说可以使人的生命达到不朽，流芳百世，这是在自然灾害面前表现出的积极的人生追求，是先秦以来“三不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生命不朽相联系的是求仙。现实的灾难和痛苦，使许多人幻想着用服药的方式达到长生不老。汉乐府诗《长歌行》、《董逃行》就是这种幻想的真实表现，《陇西行》一诗还对幻想的天界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伏趺。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世间人，为乐甚独殊。”仙界的自由、长生与现实的灾难、短命形成强烈的反差。汉末曹氏父子的游仙诗也值得我们注意。曹操有五首游仙诗，反映了一个政治家、文学家在汉末的心理。如《气出倡》、《陌上桑》、《精列》、《秋胡行》等诗表达了人生短暂的忧虑和企求长生的愿望。曹植是第一个用《游仙》诗题的诗人，他的《仙人篇》、《升天行》、《五游咏》等篇也表现的是游仙的内容，虽然曹植对神仙之说持反对态度，但他的游仙诗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苦闷的心情。尽管求仙思想的出现有多种原因，但东汉后期自然灾害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占有一定的成分。总之，无论是以“立言”的方式追求生命的不朽，还是幻想通过求仙以求长寿，都体现了东汉后期文人心态的变化，他们力图在乱世中寻找个体生命的永恒存在。

但是，人的自然生命的终结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于是，及时行乐也成为文人心态的另一种表现，这也是东汉后期生命观念的一种新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着文人对个体生命的珍爱。《古诗十九首》是汉末文人心灵的真实抒写，其中充满着感伤的情调，如《青青陵上柏》：“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今日良宴会》：“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回车驾言迈》：“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驱车上东门》：“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人生无常的感伤和感叹，及时行乐的享受思想，虽说主要是东汉政治动荡的产物，但也不排除自然灾害对文人内心的冲击。

还有一些文人选择了自我安顿的方式，这是保全个体生命最主要的方式。由于在灾害面前，东汉统治者采取消极的禳灾措施，如自责、大赦、改元、祈祷等等，缺少积极的抗御灾害的办法，人在自然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这就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使人们失去抗灾的信心和决心，不能形成一种集体的抗灾精神。因此，文人的创作较少关注自然灾害，虽有一些关心政治的士人上书言灾害，但往往与天人感应思想结合，如和帝时养奋、张奋，安帝时樊准、李郃、陈忠、杨震，顺帝时周举、黄琼、李固，灵帝时张奂、蔡邕等。也有像《大暑赋》、《愁霖赋》这样以自然灾害为对象的作品，但也缺乏内在的抗灾精神。而面对灾害，更多的士人在心理上转向自我，再加上政治方面外戚与宦官轮流执政、“党锢之祸”等原因，他们就逐渐远离社会，寻求自我安顿。许多文人梦想超脱现实，向往清净自由的世界。与汉代的盛世相比，这时的文人低沉了许多。张衡一生经历了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五朝，可以说处于东汉由盛到衰的时期。顺帝时，在“京师大疫”、“京师地震土裂”的情况下，张衡也曾多次上书言对策，与其他上书者一样缺乏积极的抗灾精神。他的《应间》、《思玄》、《髑髅》、《归田》等赋的创作，真实表达了他的心路历程，由早期的积极入世到最后的归隐田园，其心灵的变化代表了东汉中后期文人的普遍心理。这些作品的创作和心态的变化，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自然灾害也应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从奏书可以看出张衡并不是对灾害无动于衷的人。崔駰《达旨》、蔡邕《释诲》等作品，也都表达了自我安顿的心理。《后汉书·仲长统传》载仲长统向往的逍遥生活：“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这代表了当时许多文人的人生理想。文人的这种选择是在多种压力作用下产生的精神追求。政治的压力固然重要，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灾害对文人心灵带来的阴影。

总之，东汉中后期的自然灾害对文人心态有重要影响。只有把这种现象与当时的政治、思想等因素结合考察时，才会对东汉中后期的文学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汉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