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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为啥一直将泰山视为“国山”?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7-03-09 00:00于哲学网发表

 

 



    编前语:

    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山东代表团代表提交了将泰山命名为“国山”的议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国山”的议案。

    我国目前还没有法律上定义的“国山”,但民间一直以来有“泰山”为“国山”一说。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摘编以下这篇文章,以期您对此有所了解。

     

    泰山,应该是中国的“国山”

     

    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境内的泰山,是孔子的诞生地和孔子思想的发源地。居住在泰山南麓不足50公里处的孔子曾多次登临泰山,孟子也由此发出过“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叹。

     

    周郢先生现任泰山学院泰山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同时为泰安市泰山区政协委员、泰安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至今已出版著作10余种。20061216日,“大众讲坛”请来周郢教授,阐述泰山称为“国山”的理由“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象征。这其中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国旗、国徽、国歌、国花、国鸟之外,还有一项重要标志,那便是“国山”。一个民族的文化,有精神形式的表现,有物质形式的表现,山川河流是物质形式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举国山岳之中,能被认为足以象征其国家、民族精神者,便是人们习称的“国山”。

     

    中国“国山”之名起源很早,早在《山海经》之上,便有“国山”之名。不过当时的所谓“国山”,只是一部落圣山而已。延至三国东吴,开始出现了封建王朝法定的“国山”。到了近代,随着现代国家观念的加强及民族观念的自觉,评定中国“国山”呼声日高。那么,在中国境内的名山大岳中,有哪一座山堪当“中华国山”呢?老舍先生以及现代学者徐守揆、当代国学大师季羡林、任继愈、作家贾平凹等均曾先后认为,当推东岳泰山为国山。今拟继诸家之后,对“国山”应具备的要素以及泰山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试作阐述:

       

    泰山与中华历史

     

    “中华国山”首先应具备的,便是“历史的连续性”。也即是我们所认定的“国山”,必须是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大多数中央政权承认的域内第一山。  

     

    早在上古时期,泰山便是重要部落的聚居地,尧舜时期已将岱宗作为巡狩四方(四岳)的首巡之地。周代立国后,将天下九州各确定一座名山为其镇山,其中所定兖州的镇山便是泰山,泰山作为一州之镇的政治地位已然确定。西周中国的山岳祭祀开始制度化和等级化,规定唯有周天子与鲁公方有权力致祭泰山。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至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论:“自秦汉以来,历代帝王封禅,也就是向泰山朝拜。比帝王都还要高一等,因而谁也不敢藐视泰山了。”泰山作为中国名山的代表,在大一统王朝中首度得到确认,也即从一州之镇开始升格为九州之望。   

     

    一般认为,“四岳”的观念在上古已现雏形,《尚书·舜典》所载大舜所巡四方之山,可能便是“四岳”的先声。泰山不仅名列四岳之一,且因是君主首巡之地,地位已有突出其他三岳之势。五岳制度定型于西汉。汉武帝前后八次封禅泰山,遂使泰山地位凌驾于其他四岳之上。至汉宣帝时,诏令定五岳之制,泰山不仅名列五岳之首,而且祭祀规格亦明显高于其他四岳,这是首次以国家政令形式,明确了泰山作为中国第一山的神圣地位。由于这种种因素,最终促使泰山在两汉之际,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山岳。

       

    秦汉以后,历代王朝都有山川崇祀制度,列祀典之首者,尊之为“宗山”。泰山自秦汉时成为“宗山”后,除去个别时段(如武周)外,基本上于历朝都延续着这一山岳地位。  

     

    在秦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中,不仅曹魏、两晋等中原王朝完全宗承先代的祀岱制度,就连十六国中的后赵、前秦、南燕及北朝魏、齐也莫不赓续泰山庙祀。隋文帝更亲赴泰山,设坛致祭。唐高宗、唐玄宗都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玄宗并加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继之又在御制《纪泰山铭》中,申述了其“五岳之伯”的首山之位。宋真宗出于政治需要,在位期间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泰山封禅,告成之后,先后加封泰山神为王、为帝,使泰山神阶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一级。明孝宗在御制《东岳庙碑》中礼赞泰山为“群岳之长”,称其“奉我胤祚,光我化甄”,再次昭示了泰山为大明之“宗山”。满清政权兴起于长白,称斯山为“皇清亿万年发祥重地”,但入主中原后,在文化上加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为此康熙一方面宣称“泰山山脉来自长白”,从地缘上来说,满汉实为一体,有着共同的文化根脉;另一方面亲祀泰山,行二跪六叩之礼,其尊崇仪礼,已超越明帝。其孙乾隆更十次巡幸泰山,六次登祀岱顶,创下了帝王祀岱的最高纪录。乾隆并在记碑中宣称:“泰山位长群岳,称宗最古,表望最尊。”变相认同了泰山在清所居“宗山”之位。

     

    通观泰山在中华五千年中的历史变迁,其从“镇山”、“岳山”、“宗山”,直到拟议“国山”,可以说在各个历史时段,其山无不占有显赫位置。泰山与国家政权关系之密,历史延续之长,社会影响之大,确乎是其他诸山难以比肩的。

     

    泰山与中华地域

     

    国内名山之中,真正影响能遍及中国全境者,唯有一座泰山。泰山信仰本属山东半岛的地方信仰,由于这一地区为中国文化重心所在,其崇祀渐为中原王朝所接受,泰山信仰也由中原、北方继而又扩展到江南与边疆,由地区性崇拜演变为全国性信仰:   

     

    泰山信仰首先兴起于远古山东的东夷部族中,随着夷夏交融而扩展到中原地区。两汉泰山治鬼的观念已在中原盛行。唐代东岳行祠制度开始后,庙祀由山东而渐及北方各州县,唐代的河南、河东、河北等道——也就是今天山东、河南、山西、河北等地,都是较早建立东岳庙的地区。

     

    泰山信仰传播的第二重区域,是中国南方地区。五代两宋时期,由于江南开发与中原移民,泰山信仰由北而南,东岳庙祀在南方开始兴盛。特别是宋室南渡,将东岳崇祀大力在江南推广,更使得南方一跃成为泰山信仰的又一重镇。

      

    随着历代王朝对边疆的开发,泰山信仰也开始向边境各地传播。元代,东岳庙首先构建于漠南蒙古;明立国后,云南、贵州、广西、宁夏等地先后纳入版图,包含有东岳庙的官方祭祀体系在上述地区推行。在中国的众多名山中,只有“东岳之庙,遍于天下”(明孝宗《重修东岳庙碑》)。其信仰地域的广泛性,是其他名山所无法匹敌的。

      

    泰山与中华信仰

     

    名山信仰与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但在具有多种宗教传统的国家中,“国山”的信仰不能仅局限于一种宗教,而应被不同的群体所接受。中国传统信仰以儒、释、道影响最大,而泰山分别是儒家的“圣山”、道教的“仙山”与佛教的“灵山”——

     

    儒学与泰山具有着多重联系。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被认为是孔子借泰山之至高无上、至尊无比而抒发自己高瞻远瞩、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孔子《临终歌》中言:“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更自视为泰山的化身。儒家另一位圣哲孟子,也被视为泰山气象的体现。由于儒家圣贤与泰山的文化渊源,因此后世莫不视泰山为儒学之圣山。清人汪志伊对孔子与泰山的关系作过生动概括,他道是:“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岳中之孔子。”在世人心目中,泰山与儒文化血肉相联,巍峨泰山正是夫子之学的精神象征。  

     

    泰山被纳入道教信仰,源于战国秦汉时期的方仙道活动。泰山在信仰方面具有主生主死的“功能”,因此众多方士皆把泰山鼓吹为仙人之山,秦汉帝王将封禅地点锁定泰山,与其为“不死仙山”也有一定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泰山也被正式纳入确定后的道教名山体系之中。唐道士司马承祯奏请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试图以道教理论来改造国家泰山祭祀。宋代之后,道教之泰山信仰与国家之泰山信仰日渐融为一体,元明时期王朝致祭泰山的祀典多由道士代行,上下岳庙也均为道士主持。东岳大帝、碧霞元君等泰山神衹更莫不被拉入道教的神仙系统。因此在世人心目中,几无不把东岳泰山视之为道教之山。  

     

    佛教对泰山的崇奉,源于一段有趣的文化“对译”。佛教教义有一项地狱观念,其名在梵文中写作“捺落迦”、“泥犁”,名义为汉人所难晓。来自康居国(中亚古国)的高僧康僧会在翻译释典时,便借用泰山主死的信仰,用“太山”、“太山狱”、“太山地狱”来译写梵文。胡适指出:“这位传教士用‘太山地狱’等字来翻译‘捺落迦’、‘泥犁’,不是他没有仔细考量过的,(而)是一位佛教早期传教士的‘方便法门’。”此一对译后来为其他佛经翻译家所采纳,中国泰山信仰遂与印度地狱信仰相与合流。这大大增加了泰山在佛教中的地位,成为其教威严神秘的“灵魂之山”。

      

    一山而同时被“三教”所尊崇,这在中国山岳中确是十分罕见的。也正是泰山本身所具的“宗教兼容性”,从而使其具有了超越任何一种宗教范围的广泛影响力。

      

    泰山与中华精神

     

    泰山之所以被世人推举为“中华国山”,除去它的历史之久,信仰之广,影响之大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泰山与中华民族情感、民族意志和民族心理的形成息息相关。  

     

    泰山拔地通天的巍然雄姿,激发了人们登攀向上的渴求。正是在不断攀援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通过攀登的感受,促使人们努力进取,自强不息。对此古今哲人都有大量的论述,从孟记录的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到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等等,都精辟地揭示了这一主旨。 

     

    由于泰山给人以凝重、稳重的视觉感受,在古人“君子比德”的思维下,泰山就成为某种高尚人格的象征。汉代史家司马迁便振聋发聩地提出“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一譬喻,成为中华民族人生价值的衡量标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优秀儿女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献身。

      

    秦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论称:“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类似的表述还有“泰山不让砾石”、“泰山不自高,因丘垤以成形”、“泰山元不让微尘”,都高度礼赞了泰山包含万物、博大虚怀的气象。

     

    登临泰山,最为激动人心的莫过于那雄浑澎湃的日出奇观了,她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以至于形之梦寐、牵之诗魂。这一对泰山日出的无比崇拜,正是中华民族追求光明意识的集中体现。  

     

    泰山“雄重盘礴”的山体,自古以来就是稳定安宁的象征。汉代刘安便有“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之说。从此泰山成为体现“国泰民安”此一民族价值观念的最佳载体。泰山之下所置州府,均循此意而命名为“泰安”,岱顶丈人峰上有题刻曰“国泰民安”,正切中泰山文化的这一精髓。

     

    因此,泰山已不仅仅是一座自然之山,更是一座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从这一角度看,泰山被确立为“国山”,乃实至名归,当之而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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