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传统在回归，儒学在复兴，用儒家话语构建新时代的理想蓝图时机到来了。果真是这样吗？“国学热”说到底是一台“戏”，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一台戏！

尊孔读经的专业读书人，即尊孔读经近几年的确热闹，由此也带动了国学热持续升温，波及的范围更广。从季羡林、王蒙等五人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到北京、厦门等城市举办的面对中学生的“国学夏令营”；从全球联合祭孔活动，到多个城市的多家幼儿园的孩子摇头晃脑地背诵《三字经》、《论语》等经典原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高等院校也在炒作“国学班”；相关图书出版也呈现上升态势，本来应是书店的常销传统典籍，如今却在“重读国学”口号中几度成为畅销书。

还有一些个人行为，比方北大硕士跪拜孔子灵位、某学者坚持10年穿长褂、大学生列队在湖边大声朗诵《中庸》、新私塾的开办，等等。这些都是国学热中的有趣花絮。

有人说，传统在回归，儒学在复兴，用儒家话语构建新时代的理想蓝图时机到来了。

果真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中华民族就面临着一场大的灾难。

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

“国学热”说到底是一台“戏”，是专业读书人的一台戏，导演、演员皆为提倡尊孔读经的专业读书人，即人文知识分子。普遍百姓觉得这台戏好看、热闹，但并不投入。不可否认，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有些人受国学热影响，阅读一些传统典籍，听点国学课，了解历史，增加知识，或许受到启发，对精神生活有所补益。我认为这就够 了，国学热也没有“空热”一场。

如果把国学热当成是儒教的复兴，把孔子等人的学说条理化、格式化，并进而演绎出治国方略和根治社会沉疴的药方，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在当今，儒家文化只能是象征性文化，决不能幻想通过政治途径变成规范性文化。少数人文知识分子，总想把国学热这台节目搞成一种政治运动。这末必是什么好事，说轻点是误导，说重点是祸国殃民。

孔圣人是中华民族文化大浪中卷起的一座洪峰，以他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我们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思维模式、性格气质和生活方式等，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孔老夫子的思想、学问主要在政治领域，为统治阶级出点子，“半部《论语》治天下”即是如此。在升平社会，儒家思想文化起过积极作用，但在社会转型或者是大变动时代，儒家思想文化就显得软弱无力，消极因素暴露无余。在中国被动地捲入现代化浪潮之后，儒家思想文化成为一种阻力，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多元化的社会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值得倡导。有人尊孔读经，穿长衫，行古礼；有人不习惯如此，乐于当下风俗；有人爱穿西服，吃西餐，听西洋音乐；也有人厌倦红尘，躲进寺庙吃斋念佛，等等，这些都是个人行为，在文化层面上无高低正误之分，亦无先进落后之别。

但是，已经作为象征性的儒家文化，当今硬要人为地恢复其规范性文化的属性，赋于它政治内容，这就有些不妥了。面对世界性文化比较，比起那些高级、先进的文化，儒家文化就显得简陋、贫瘠、局限和落伍了。我们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也不睁开眼睛看看当今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半部《论语》”能够治得了“天下”吗？

儒家文化从本质上说是反民主和科学的，同现代中国的基本需要极不相合。比如，儒家的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圣人崇拜、清官崇拜、替天行道等基本思想都是反民主的。尽管历代儒家标榜自己限止君权，反对暴政，但上述那些理念却又是专制主义思想基础。培植的是百姓的奴隶人格而非自由人格。也许有人说，孟子不是提出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命题，把“民”抬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吗？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觉。这个命题与德治、替天行道等思想一脉相承，是士大夫以“为民请命”的姿态，来获取比君王更高的道德上的优越性之尝试而已。

因为，在古代中国，老百姓无理性的大范围反抗行为，基本上被士大夫视作与自然灾害相同，皆为天道失常的征兆。因此，“人心”往往当作是反映“天意”的一面镜子，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儒家士大夫正是将自己打扮成应天意顺民心的代表者，并且还常用“民变”来恫吓君王。其实历代君王是不理睬这一套的，最多是拿来做做样子。在儒家士大夫骨子里，“君”远远高于“民”。《孟子》一书中就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命题，而且还有像“为政不得罪于巨室”这一类只有在官僚仕宦手册中才 能找到的庸俗条文。事实上，儒家士大夫与君王是穿一条裤子，狼狈而行，士大夫固然可以指出君王许多“失德”地方，这是小骂大帮忙；而君王则可以从根本上来保护士大夫的利益，包括纠正士大夫许多痛脚，如：贪污受贿、勾结豪门、武断乡曲、侵占民田等，处理时大多不了了之，或是轻罚了事。

所谓儒家倡导的“德治”，也只是一个空洞道德概念。在传统中国，皇帝一向被称为“天子”，是“天”与“人”的媒介，同时也是天地与人间秩序的中心枢纽。在儒家士大夫看来，不符合“天道”的“天子”对人间来说也是“无道”和“失德”的，就会使天下出现不安宁的局面，那么自然界的运行也会出现脱轨现象，水旱灾害、蝗灾、地震、瘟疫就会相继发生了，这时士大夫就以“道统”代表者面貌出现，向“天子”发动攻击，规劝“天子”行德治。殊不知，君权往往是由打天下集团的枪杆子里衍生出来的，更偏好法家的刑政，对士大夫的“德化”规劝只是敷衍；而士大夫只是手无寸铁的读书人，在“天子”面前除了顺从无其它能耐。

有人还认为儒家强调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当今环境保护，这完全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牵强附会。儒家强调天人合一，是强调天道与人道的相统一，不是把自然事物对象化，主客无别，内外不碍，天地人三者浑然一体。在这种思想形态中，既无科学思想的萌生，亦不可能把自然界作为尊敬的对象。士大夫们研究自然不是出于对宇宙本源求根、求真的目的，而是基于政治的需要。由此而建立的天人之学绝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一种政治神学，是为政治伦理服务的。面对当今由于人类随心所欲地扩大人工城市，组建各种庞大的工业、科学和技术机构，无限制地争夺空间和地下资源，杀戮大量的原来与人为伴的动物，砍伐了无数成片的森林，从而恶化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靠儒家学说能解决吗？

还有，儒家倡导的“为人处事之道”，“修身之道”，在当今多半也是不适用的。因为儒家讲的那些道理太“刻意”了，刻意斗私、刻意为公，刻意为人……太虚伪了，叫人受不了。这样理论培育的民族性格，除了虚伪还是虚伪；培养起来的典型就是在道德底线上绯徊的“雷锋”。

文化需要现代化，否则单线式的经济发展就会中途停顿，民富国强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然而，文化现代化并不寄希望于儒学。向往远古，眷恋田园牧歌，追求返朴归真，追求天人合一……这些与现代社会无疑是一个相对贫乏而又低级的“原始的圆满”。

当然，国学热也不会“热”得太长久的。经过一段时间，专业的读书人包括那些尊孔读经的人文知识分子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再说再做也就没有新意了。这时国学热就会由“热”向“冷”退却下来。任何一种人为的读书热、学术热都不可能持久。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掀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学习运动，有强大制度力量作后盾，也不过只存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并没有把全国人民都变为“理论家”。当下国学热不会朝着某一种政治方向发展，它是人们自由参于的象征性文化热，因此，就有潮起潮落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