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方克立给他的博士们荐书时候，推荐了《船山全书》。方先生说，吾老矣，不知道还能做多少事情！在完成已承担的一项研究计划之后，如有时间和精力，很希望能回到王船山，与《船山全书》相伴终老。他还说：“王船山是中国古代最渊博、最深邃的思想家之一，他不但是宋明理学、甚至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古典哲学的总结者和终结者。我很欣赏侯外庐把他比做中国的费尔巴哈，对其思想和人格有一种特殊的敬重。”

 四十年从事哲学与文化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老博导，要把剩余的岁月许给王船山，是够让我们想一阵的。从1982年至1996年，岳麓书社陆续整理出版了船山（王夫之）遗著，以《船山全书》为名印行，共16册，计46种。1998年11月，《船山全书》全16册成套推出第二次印刷本，印数为1500，定价880元。

《船山全书》的责任编辑杨坚先生在书印出后，曾经陆续把出来的书赠送当世名家，征询意见或者结缘。当年，孙犁先生收到书后，于1991年5月10日写了一篇文章，是《读〈船山全书〉》，孙先生说“这是岳麓书社近年正在进行的一件大工程，实际负责编校者为杨坚同志。每出一册，必蒙惠赠。书既贵重，又系我喜读之书，深情厚意，使我感念不已。我每次复信，均望他坚持下去，期于底成，因为这是千秋大业，对读书人有很大功德。”

对船山先生的评价，很多。不过，最能为我们所理解的，还是孙先生的话：

“我对王氏发生敬仰之情，是在读《读通鉴论》开始。那是六十年代之初，我正在狂热地购求古籍。我认为像这样的文章，就事论事，是很难写好的。而他竟写得这样有气势，有感情，有文采，而且贯彻古今，直到《宋论》，就是这种耐心，这种魄力，也非常人所能有的。他的文章能写成这样，至少是因为：

（一）他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政治经验；（二）他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了解民情；（三）他有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文字能力；（四）他有一个极其淡泊的平静心态，甘于寂寞，一意著述；（五）这很可能是时代和环境造成的，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

等到我阅读了他另外一些著作后，我对他的评价是：

（一）他是明代遗民，但有明一代，没有能与他相比的学者；（二）他的著述，在清初开始传布，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有清一代，虽考据之学大兴，名家如林，也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三）清初，大家都尊称顾炎武，但我读他的《日知录》，实在读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其他著作，也未能广泛流传。人们都称赞他的气节，他的治学方法，固然不完全是吹捧，但也与他虽不仕清廷，却有一些当朝的亲友、学生作为背景有关。自他以下的学者，虽各有专长，也难望王氏项背。因为就博大精深四字而言，他们缺乏王夫之的那种思想，那种态度，那种毅力。

他是把自己藏在深山荒野，在冷风凄雨，昏暗灯光之下，写出真正达天人之理、通古今之变的书的人。

他为经书作的疏解，也联系他的思想实际，文字多带感情，这是前人所未有的。即以《楚辞》而论，我有多种注释本，最终还是选中他的《楚辞通释》一书为读本。”

深谙写作三昧的孙犁，对船山先生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谭嗣同称船山学术和思想“空绝千古”，“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王船山《题长乐石仙岭船山祠》诗云：“一代先哲开生面，万古流芳启后贤。” 他的《自题湘西草堂书室》联语云：“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就是说，生命已经成为一种累赘，只有把它奉献于华夏文化传承，才是使惨淡的生命获得意义与升华的唯一方法。 他写下的文字，从儒到释到道，无所不涉，每一部都是顶峰之作，他是中国的百科全书式人物。

1675年，王船山写下了《走笔赠刘生思肯》的七言绝句：“老觉形容渐不真，镜中身似梦中身。凭君写取千茎雪，犹是先朝未死人。”他是在“窹寐岂不思，力弱无能任”的无奈之下，1677年，船山先生作出最后选择，著述终老。终其一生，船山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此后，他在石船山下以“顽石”自况，潜心于中华学术的研究弘传。他后来在《庄子通》自序中说：“念予以不能言之心，行乎不相涉之世，浮沉其侧者，五年弗获已。”太可怕了，在场相当于不在场，生命已经埋葬在了过去。1685年，船山先生在《楚辞通释·九昭》里说：“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他说屈原“放竄之余，念大仇之未复，夙志之不舒，西望秦关，与争一旦之命，岂须臾忘哉。”“寒夜萧静，一念忽兴。神驰楚塞之外，而所以雪耻振威西吞殽函者，皆若惟我之驱驰而得志然。”他是在梦里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这便是孙犁说的“他为经书作的疏解，也联系他的思想实际，文字多带感情”了。他的儿子王（吾文）在《行状》中这样描写父亲：“自潜修以来，启瓮牖，秉孤灯，读十三经、廿一史及朱张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暮年，年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船山于1691年完成了最后一篇作品《船山记》。逝世前夕，他为自己撰写的碑文为：“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其左则继配襄阳郑氏之所祔也。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他还对儿子王（吾文）说，“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增损一字。”以东晋名将刘琨、宋代大贤张载自况，是船山最后的心情。他的绝笔诗是这样写的：“荒郊三径绝，亡国一臣孤。霜雪留双鬓，飘零忆五湖。差是酬清夜，人间无一字。”这是一个对恢复故国有着强烈愿望，在“留发不留头”的高压下至死保“全”，并以此自慰的“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这是一个大清的死敌。他说过并坚持以为：“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

晚清末造，船山著作成了革命党人的武器。有意思的是，授给大家的武器竟然是曾国藩先生。是曾国藩最先在晚清从真正的意义上发现了这位同乡先贤的巨大学术价值，他在金陵节署本《船山遗书》序言里说船山“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而不见知而无所于悔。”他应该是船山的知音。曾夫子杀人无算，再造大清，是为中兴名臣。船山先生从来则是大明孤臣，中华文明的传人。可是没有曾文正，船山之作的全面结集出版，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这两个处在极端，论理应该水火不容的人，为什么成了隔世知己？写到这里的时候，正好又看到了章太炎的《书曾刻〈船山遗书〉后》，章太炎引用了当时人们的议论，说曾国藩和洪秀全的想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洪急曽缓，目的都是赶走满人，理由是曾国藩以后，汉人开始手握兵权，“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之伦。时抗大命，乔然以桓、文自居。”最后武昌起义，满清命革。曾国藩实在是赶走满清的发端者。“刻王氏遗书者，固以自道其志，非所谓悔过者也。”章太炎说，“余谓国藩初起抗洪氏时，独以拒祅教、保桑梓为言。或云檄文宜称大举义旗以申天讨者，国藩不肯用。然则种族之辨，夫固心知之矣。”消灭洪杨后，满清“权柄已移，所谓制人不制于人，其计亦或如论者所言。观其刻王氏书，无所剟削。独于胡虏丑名，为方空以避之。其不欲厚诬昔贤，亦彰彰矣。虽然，论国藩者，如《公羊》之贤祭仲，《汉史》之与平勃可也。自君子观之，既怀阴贼以覆人之国，又姑假其威以就功名，斯亦谲之甚矣。狄梁公为武氏相，卒复唐祀，其姑犹以事女主为诮。国藩之志，乃不如一老妇人哉？”“谓其不欲覆清，则未可也。”这一评价是到位的，也说透了“力足以制洪氏，智足以蔽清宗”曾国藩的心思。船山的名字在漫长的清王朝一直湮没无闻，曾国藩以后的百余年，船山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学术评价，与黄宗羲、顾炎武并列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郭嵩焘曾为王船山题有一联，极有名：

笺疏训诂，六经于易尤尊；阐羲文周孔之道，汉宋诸儒齐退听；

节义词章，终身以道为准； 继廉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

如今，远在长沙的段炼兄，给我邮来了《船山全书》整整十六巨册，是1998年11月的成套本。触手爱书，想起的，是方先生的话，我也愿意在忙完了生计的时候，“与《船山全书》相伴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