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的殊荣与学术的傲慢

在大学校园里，有一种现象，即写论文的看不起写出优秀大众读物的同行。这绝非来自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偏见，这一情形的造成和强化，靠的是强大的体制保障与促成。

在大学体制内，一个教师发表了几篇论文一二专著，便被评为副教授、教授，从此稳拿着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津贴，随之而来的还有种种或显性或隐性的好处，终身受益，衣食无忧。每篇论文值多少钱，你可算得清？但写的若是随笔短论、通俗读物，哪怕犀利无比入木三分，哪怕文采斐然洛阳纸贵，哪怕出类拔萃好评如潮，对不起，“不是学术”，连填进“成果”表格的资格也没有，体制内的种种好处，你一丝一毫一分一文也休想得到。

在此情况下，一篇为评职称而写的论文，远远压倒十篇一流的时文随笔或通俗小书，“惟有学术高，其他皆下品”的感觉，在一些人心中怎能不自然而然地滋生、膨胀。

从这一角度去观察“另类”学者如余秋雨、易中天们屡遭到来自学界的密集炮轰，或圈外文人如刘心武“误闯大观园”遭一些专家轻蔑贬斥的现象，便一点也不难理解了。甚至，一些学者面向社会多说几句话，就有了“学术稀释，水准下降”的评语。对他们，来自学界的否定最多，笔者以为，除少数批评见识不凡外，更多的是傲慢与偏见的产物。不仅如此，“论文中心”的导向还在全国上下蔓延，中学、小学乃至幼儿园的教师都对写“论文”趋之若鹜，似乎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因为论文是人们赖以分高下、评职称、拿工资的基本依据和硬指标，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命根子。

以文本样式论高下是一种谬误

我绝无贬低学术论文的意思。身在大学校园，我也做研究写论文，深知学术研究之不易。无疑，真正的学术研究是厚积薄发的创造性智力劳动，哪怕是一个小选题，从资料的搜集、梳理，到学理的辨析、阐释，都需要建立在学问坚实的基础上。“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范文澜语），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当然价值不菲，对那些黄卷青灯下苦求真知的学人我敬佩万分。我所不以为然的，是“惟有论文高”的体制架构，以及被它所强化了的偏见。况且，现有体制下“职称论文”、“拼抄论文”、“买版面论文”登堂入室不可遏制，有不少所谓“学术”和现今极尽奢华包装的月饼盒子的功效一样，鲜有内容而装腔作势，却因此获得了某种资格。

有人只见到学术研究的长期与艰辛，却不懂得看似一挥而就的随笔短论、通俗读物同样是一生一世的功夫，未见得一定比专攻一处更容易。京剧前辈盖叫天演武松，尚未亮相就“后背有杀气”，那片刻的招式靠的是毕生的功力。同样，那些看似灵感突发信手写来的随笔札记，若无丰厚的积累是断然写不好的。君若不信，请某些自视不凡的“学者”写写看，不要说三年五年，怕是给他一辈子的时间，也写不出一篇像《燕山夜话》里那样漂亮的短文，写不出一册可圈可点的通俗读物。他们说是不屑写，其实是不能为。

应促进评价机制科学化、多元化

“论文全民化”的出现，与文化评价的论文中心体制密切相关。正是僵化的论文中心体制的固若金汤，使得导向失衡，论文无论好坏，都得以高高在上，获益无穷。反过来说，一个人无论擅长使用什么样的文化表达方式，都必须削足适履，向所谓“论文”靠拢，否则必然自取灭亡。我猜度，倘若倔强的鲁迅转世为“张迅”、“王迅”，不识时务地坚持写杂文，怕是早被大学以“无科研成果”的理由逐出校园而落魄万分，更不可能被承认为“思想家”。（他大约只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可作为“教材”，填写进大学里的“成果表”。）其实，真正的大家倒是持“英雄不问来路”的态度，一点也不小看那些看似非正宗而有真内容的文章。

大约九十年代后半期以来，学术界日益体制化，体制内外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两重天地，“计划学术”还制造出数不清的名目，细分出城中之城、圈中之圈：“城内”是吃国家饭的盛宴，靠的是体制保障；“城外”是农民工似的文化劳作，大多无望得到应有的回报，其间的不公平十分类似城乡之差别。并且，一旦后者中极个别最出色的人露了头角，在体制外有了些物质与精神回报，便引得那些养尊处优者恼怒不已，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会礼崩乐坏——这“礼”，便是体制内秩序造成的尊卑高下。

改革在曲折艰难地进行着。但愿我们的体制及其评价机制日趋科学、合理，不再是造成偏见与歧视的温床。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