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1924年出生于瑞典南方。1946年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随著名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先生学习古代汉语和中国音韵学。1948年大学毕业，到中国四川做方言调查。先后执教于伦敦大学中文系，澳洲国立大学中文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1990年退休。1975年当选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瑞典学院院士（即“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1987年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1980到1982年，1986到1988年两度当选欧洲汉学协会主席。

1965年以来，马悦然把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他的母语——瑞典文。他的译作包括：大量的汉代诗歌、唐诗，宋词、元曲，《水浒传》和《西游记》等。

记者到瑞典工作以后曾采访过很多人，但全部使用汉语来采访一位瑞典人倒是第一次，而且他在汉语上的造诣要比包括记者在内的很多中国人都高出很多。在做采访准备时，记者得知他“十几年前得过结石，痛得厉害，不能站、不能坐、不能躺，就弄一个摇椅，一开始痛，就拿《庄子·秋水篇》来读，以减轻疼痛……”。这位对中国文化如此痴迷的瑞典人就是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

马悦然精通方言学、中国音韵学、古代和近代汉语语法及诗律学，翻译过《水浒传》、《西游记》等多部中国文学作品。对于自己的汉语水平，马悦然自谦地认为仍有外国人的痕迹，但知其文不知其人的很多读者在读了他用中文写出的《俳句一百首》之后，以为马悦然是一位专写幽默作品的语言大师。在另一本文集《另一种乡愁》中，这位83岁的老人则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眷恋之情。

爱读《西游记》中的诗词

记者：您既是一位汉学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那么从您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文学作品的地位呢？

马悦然：可以这样说，在世界其他国家文学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中国文学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都是如此。

比如在诗歌作品方面，中国在3000多年前就有了《诗经》，那是世界上最早、也是规模比较大的一个诗集，屈原的《离骚》、《九歌》等优秀诗集，也是创作在先秦时期。到了汉代中国有乐府诗，南北朝时出现了山水诗，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山水诗。至于唐诗，像李白、杜甫的作品，很早就被翻译成外文，可以说对世界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例如西方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的作品在审美情趣上就与李、杜很相似。

中国明代传奇小说的成就也很高，而且所运用的语言也与今天的汉语很相似，比如《金瓶梅》虽然是16世纪的作品，但结构和文字都已经非常现代了，今天的人们读起来并不难。不过我本人最喜欢的中国古代小说是《西游记》，特别爱读里面的诗词。

《西游记》一共有750首诗词，我曾经数过的。并且我认为吴承恩是那个时期填词最好的人，尤其是长段的山水词非常优美。只是现在很多中国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都只关注故事情节，而忽略了那些诗词。

记者：可惜到近现代，已经很少有中国人在古体诗词上有那么高的造诣了。

马悦然：是这样的。从五四运动开始，有些人开始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比如那时创作的一些诗歌，字是中国字，但已经没有中国味了，看起来就像法文诗或英文诗。

记者：可除了古体诗词外，那个时期还是有很多出色的文学作品。

马悦然：这是当然。比如闻一多，他写的诗音乐性很强，我形容他是把中文文字作为材料，然后搭建起很美的建筑。还有郭沫若，我预言即使再过100年，人们也还会记得他创作的《女神》。另外老舍的作品虽然受到一些狄更斯的影响，但要承认依然非常出色。我个人非常喜欢沈从文的作品，如果他不是在1988年去世，那么我肯定他一定能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看了今年的春晚，我喜欢赵本山

记者：近年来，中国有没有比较出色的作品呢？

马悦然：还是先从诗歌谈起吧。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朦胧诗人，不过他们与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诗人有很大区别。那时候的诗人对中国古代文学有爱有憎，是有感情的，但到了朦胧诗人那里，他们中的大多数就对中国古代文学甚至五四时期的作品都没有兴趣了。比如我曾经与一位朦胧诗人谈起过五四文学，但后来我发现，我所提到的作品他什么也没读过。

就说顾城吧，他早期的诗非常好，但后期的作品我就看不明白了。他曾寄给我一本诗集，我读了40遍还是没弄懂他要说什么，比如里面有首诗叫《男》，只有三行：“苹果 布 食”。可能一些年轻人会认为这很深刻，但在我看来一点意义也没有。还有我现在正在编一本诗集，收录了华语世界一些40岁以下年轻人的诗，没有一首能让我感动。

记者：那么小说呢？

马悦然：中国现在有一些小说作者还是非常出色的，比如李锐、曹乃谦、苏童。就说曹乃谦吧，他与农民的接触非常紧密，能够懂得并运用农民的语言来写作。我是17年前在一个杂志上看到了他的作品，结果被感动得哭了。后来他就写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书的题目来自山西乞丐唱的《要饭调》，是一首非常有诗意的情歌。

我认为这是具有中国乡土特色的传统文化。比如我去山西，曾欣赏过当地的地方戏，一位瘦老头能把他的胖搭档抬起来，表演得非常出色。还有在今年，我第一次看了中国的春节晚会，我喜欢赵本山，觉得那是一种很本能的娱乐。

记者：在中国，一些人认为赵本山的作品很“土”，还有您说的那个地方戏也是这样，可很多外国人都很喜欢。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马悦然：出于底层人民发自内心的唱词，像乐府是真正的民歌，唐末的词也是由庶民的歌声而来，接着由诗人发展为高雅的文体。像曹乃谦小说里的山西民歌，那是真实生活淬炼而来的感情，非常动人的……。你一听，你就知道那种力量一点都做不得假。

记者：说到春节晚会，您还喜欢里面的什么节目？

马悦然：我喜欢传统的东西，比如说评书，还有中国古代石刻上所记录的传统把戏。但看完这次晚会后，发现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节目太少了，以致我有些担心，中国人的美感是不是要消失了？

暗杀家找不到菜市口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中国人的美感，您认为那是怎样一种东西呢？

马悦然：其实美感就在人们的身边。我以前在四川的时候，看见峨眉山的农民总是在农忙之余，要翻过一座山去看芍药花，这就是在享受大自然的美感。还有一次是我正背靠着一棵大树看书，发现一个老人一边踩着大树周围的落叶，一边说：“真好听啊。”踩落叶所发出的声音对这位老人来讲就是音乐，就是美感，而这位老人也很有欣赏美的能力。

记者：是什么使人们逐渐丧失这种美感的呢？

马悦然：我认为是经济的快速发展。比如现在一些作家和诗人变得很市场化，却失去了对文学本身的兴趣，这非常可惜。还有一些现代化的建设，破坏掉了一些传统美的东西。

记者：可在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马悦然：你说的没错。60多年前我住在峨眉山，那时山上有120多个寺庙，却很少有人去。但我在两年前回去时，发现那里已经修建了马路、缆车，还盖有很多的商店、宾馆，估计当时有近万人在那里参观。可以说，现代化的进程使峨眉山周围人的生活改善了，山上寺庙的香火也兴盛了，但我却永远也找不到记忆中的峨眉山了。

对我这样一个研究中国文化60多年的人来说，还是更思念传统的东西。像上世纪50年代我到北京时，喜欢去沿街的摊子上吃小吃。但最近又去北京，发现那些小吃摊已经搬到楼里去了，虽然味道依然不错，可对我来说，还是喜欢从前的感觉。当然，我的这种想法可能有些自私。

记者：在现代化的发展中，传统文化的美感怎样才能保留住呢？

马悦然：就是要尽可能地保护好传统的东西。好比北京人如果今天仍保有城墙，那么人们在宽宽的城墙上散步、喝茶该是怎样一种感觉啊！可现在这种感觉却找不到了。我夫人刚才给我读了一句香港诗人的诗：“暗杀家找不到菜市口”，因为那里已经是高楼大厦了。看起来是玩笑，可我的感觉却有些想哭。

还有就是媒体也应该多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中国现在是有钱的，以几十年的时间变成一个富国，一个大有能力的国家应该拥有好的媒体与文化环境，让大众有许多的机会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美好的一面。如果收听收看的人不多，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在瑞典，年轻人也多半愿意看通俗的电视剧，重要的是，国家愿意给年轻人一个机会，把这些东西保持下去。慢慢地，他们能听进去、看下去，就大有希望了。

对于中国学生学习古汉语，我的建议是由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来选编一部教科书。从先秦文学最重要的作品，像《左传》、《诗经》、《国语》、《庄子》，再到汉朝、南北朝、唐宋时期的作品都选进来，左边是古文，右边是译得很好的现代汉语，这样年轻的学生就会有兴趣了。

记者：中国曾经拥有那么美好的传统文化，我们现在是否需要创造出既能适应现代化发展，又具有美感的文化呢?

马悦然：我发现你的问题里透露着一种担忧，担心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是能适应或者面对现代化的发展。我想，全球化使世界上各区域的文化特点都模糊掉了，对付太厉害的全球化，确实是需要一个比较强而有力量的自信。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的“国家浪漫主义”时期，文学、艺术、建筑对国家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世界文化的中心在欧洲大陆，瑞典在遥远的北方边陲。大家一方面是去法国德国学习，一方面有强烈的争辩，兴起一种保护自己文化的浪漫主义思潮。这股浪漫的浪潮里，也有很多的傲慢，一方面要保持自信，不断成长；一方面要自觉地慢慢卸除掉傲慢，瑞典才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杰出的文化与自我。这种经验是一种过程。

我觉得当代中国人应该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中国的文化不是最古老的文化，却是世界上唯一三千年绵延下来一直没有割断的文化，中国人应该有一种自信以及对文化的骄傲。总而言之，希望中国现在能多些国家浪漫主义。现在中国人都为自己的经济发展成就而骄傲，我希望有一天，中国也同时为自己的新的文化成就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