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先生在《史学与红学》一书中写道，“历史是根据实人实事所写的社会现象，小说是根据实有的社会现象而创造的虚人虚事”，这是说历史与小说有虚实之分。但是，另一方面，时间如泱泱河流，所谓历史不过是史家以文字对繁复时空的简化，史家的记述并非历史的全部，因此有“解释历史”的必要和可能。于是，历史也就包含了“虚构”的成分，但这里所说的虚构也有“建构”之意。历史不是信口开河，它毕竟是特定人群真实的经历，就像人生过往，纵然回忆有美化倾向，但内心的记忆依然可征可信。

　　治史有各种路径和范式，或者在历史的纵深中铺陈史事，串联成社会发展的脉络；或者执著于历史考据，在史料的收集中证伪和证真；或者选取时代的风流人物作为统帅，详细论述他们的纵横捭阖。无论哪种路径，深层都有固定的历史观作为支撑。黄仁宇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中说，一般的历史观可大致概括如下：其一为鬼神史观，为人类最为初始之历史观，其二为英雄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决定于时代英雄人物之志愿和行动，其三为目的论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必然的，通向一个可知或不可知之终点。其实，黄仁宇先生提倡的“大历史观”也是一种历史观。虽然黄仁宇先生说“大历史”的观念并不是他的独创，而是由来已久，可以追溯至黑格尔和汤因比等历史哲学家，但“中国大历史”的范畴却当之无愧地将归于他的名下。

　　整体而言，“大历史观”的要义是：评判历史的标准必须是“非道德的”和“非人身性的”。具体说来，它大致具有横纵两个面向。在横向上注重政治、经济、文化与地理等“非人身因素”，以便勾勒社会横断面的整体风貌；在纵向上注重历史的纵深发展，钩沉史事与臧否人物之时，不从短时期拘泥于一人一事的成败贤愚，相反，要从长程的历史演化把握历史本身的脉络与身处其间的人物的思想和行动。比如，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提出的“转型论”就是如此，它以中华四千年历史为考察时段，并将第二次转型喻为必然要通过的“历史三峡”，同时依此为背景对历史进行评断叙说，强调“非人身因素”的同时，又将镜头对准典型历史人物做近距离观察。

　　然而，作家史铁生在《病榻碎笔》中曾写道，在《三国演义》中，与赵云过招打斗的将士不计其数，但他们的结果却是相同的：除了“被斩于马下”之类的描述以外，他们生命本身的喜怒哀乐只字未提。历史作为无数人生活历程的记述，本应蕴涵着鲜活的生命感和深厚的生命意识，但历史却如此不公：那些“被斩于马下”的将士，他们丰富的生命，他们日出日落间的悲欢离合只在历史上留下了区区几个文字的死亡记录，而且，记录本身又是为了衬托英雄们的光华卓绝。但是，从大历史的视野来看，即便是作为历史主角的赵云们亦不过是被“宿命”般决定的“小人物”。他们看似豪情恣意地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其实却是被历史无情地作为道具的“小丑”。比如，清末的中国历史并不遥远，其中最让人难以释怀的是整个民族的屈辱、历史现代性的展开等内容，它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与此相比，处于晚清“历史三峡”中的各路好汉便不免成了“大历史的小丑”。历史无从选择，大历史的走向不待人谋，人也谋不得。比如，晚清重臣李鸿章、张之洞，他们虽为一代英才，但面对气数将尽的清室帝国，也无法力挽狂澜。

　　他们失败的原因多半在于“历史三峡”本身的过渡性质。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作为历史缔造者的民众和英雄们完全失去了自身的历史主体性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人们无法逆转潮流，但却可以顺时势推进历史的进程，是顺势而为还是逆势而为就看各人的眼力和天资了。纵观诸多历史研究，历史上逆势而为者多，顺势而为者少，而且逆势而为者又多属于无意识的非自觉行为。因为历史的河流如黄河一样迂回曲折，它的走向难以轻松洞察，即使如李鸿章一样洞明世事的人物也只能面对历史变局徒然惊叹。因此，有历史学家幽默地说，李鸿章生前曾说他所处的那段清末时代，是中国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但对此变局的性质，我们的李中堂就稀里糊涂了。大历史的逻辑区别于个人逻辑。

　　这大历史与小人物的纠缠，不禁让人心生困惑：历史不是身处其中的民众共同演绎的吗？如果是的话，大历史的逻辑为何总是与个人逻辑相背离呢？大历史的逻辑又是遵循着谁的逻辑呢？换句话说，历史是一种必然的、不可解释的现象吗？或者，历史本身亦不过是各种力量阴差阳错的“凑巧”。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历史的发展是“绝对精神”潜在内容的展现，是自在到自为的过程，是个有规律的、不断进步的必然过程，也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进步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过程，历史发展的最高目的是自由。但是，自由是什么呢，是个体的自由还是一个民族的整体自由？与此不同，黄仁宇对历史走向的看法是：“我们虽不能在一分一秒的时间目击木叶之成长，在长时间却可以体会它在继续成长。而且无从后退”。然而，既然历史如草木成长，我们又何以保证长期之后“草木”不会枯萎而亡呢？更何况将历史比作草木生长，有着根本的不恰当之处，因为草木生长是外在于人的，而历史却恰好相反，人是身处于历史之中。其实，他的另一番话道出了实情。他说，“我们只能相信历史有它的用途，相信它的连续性和前后连贯，这样才能建立历史观”。这也就是说，历史与历史观的前提和核心是一个“确信”问题，如同我们必须确认人生是有意义的一样，我们也必须相信人类的历史是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我们寻找意义的过程就是意义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