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是最著名的文化与学术中心，它在一定程度上堪称诸子学说的摇篮、百家争鸣的起源地。但到了战国后期，稷下诸子已不再满足于“不治而议论”，纷纷奔赴各诸侯国，找寻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乐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前往或曾经到过赵国之都邯郸。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平原君列传》和《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记载：稷下学宫著名学者邹衍离开齐国后，先至魏，后至赵，在赵对公孙龙的学术方法提出批评。稷下学宫中的荀况和稷下先生慎到，也都一度回到邯郸。除了稷下诸子，其他一些著名学者也曾在战国中后期先后来到邯郸，从事文化活动和学术著述，比如曾与公孙龙展开激烈辩论的儒家学者孔穿、齐国军事家田单、齐国辩士鲁仲连等。由此，邯郸一度出现了“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战国策·秦策三》）的盛况。

　　聚集于邯郸的战国诸子分属于不同的学派，有着各自不同的学术主张，他们在邯郸进行的学术讨论与争鸣，所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军事思想、学术思想和纵横策略等方面。

　　诸子在军事思想方面的争鸣：赵国为战国时期的四战之地，频繁的战争使赵国产生了廉颇、赵奢、李牧等一批杰出的军事家和荀况等著名思想家。他们和当时其他军事家一起，进行过军事理论的争鸣。《战国策·赵策三》记载赵奢与田单就军事进攻中的“用众”之法进行讨论。在这次讨论中，赵奢提出古今形势不同，“用众”作战乃是七国争雄在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最终折服了田单。《荀子·议兵》记载有荀况与楚将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兵要之事，其学术探讨的性质至为明显:临武君提出兵要在于“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荀况则从政治的高度来审视兵要，提出“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从他们针锋相对的阐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其政治与军事关系的基本观点。

　　诸子学术思想争鸣：在赵都邯郸，赵国思想家与战国诸子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争鸣也非常激烈。赵人公孙龙是刑名学派的著名人物，其论题“白马非马”在当时的学术界有着很大影响，公孙龙曾就这一学说与学者展开讨论。《公孙龙子·迹府》篇载，公孙龙与孔穿讨论“白马非马”论题，使孔穿无言以对。阴阳家著名人物邹衍到达邯郸后，从公孙龙辩论的技巧方面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使他的刑名学说在学术界受到重创。公孙龙的学说还曾受到庄子、荀况等人的批判。《庄子·天下篇》评价公孙龙的学说：“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胜人之心”；《荀子·修身》云：“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荀子在书中批评公孙龙，可能是因为他在邯郸接触过名家学说。（参见《邯郸简史》，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85页)在儒家学者对法家学说批评方面,荀况说：“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則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荀子·非十二子》）荀况接触田骈思想，应是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而其接触慎到思想，除了在稷下学宫外，也有可能是在游历邯郸期间。慎到学说的渊源之一，是三晋法家学派，集先秦思想之大成的赵国思想家荀子对慎到的批评，反映了各种学术思想在赵国都城的交流。

　　纵横家在邯郸的争鸣：纵横家是战国时期一个集学术、政治与外交于一体的士人集团，三晋由于地处七国中心，于是成了纵横家活动的重要舞台。据《史记·张仪列传》：“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战国策》也说“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地处四战之地的赵国，在合纵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苏秦、鲁仲连等，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曾到赵国进行游说活动。赵国历史上的显赫人物虞卿，也是一位纵横家，他不仅有着丰富的纵横理论，也有众多的合纵活动。他与楼昌、赵郝等人的争论，根本上说是合纵与连横之争。他们的争论，对赵国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邯郸何以在稷下学宫式微后成为诸子学术交流的中心呢？我以为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作为三晋之一的赵国有着优秀的学术文化传统。孙开泰先生曾指出，“三晋不仅是法家的摇篮，而且也是名家和纵横家产生的地方。”（《论三晋文化对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影响》，《河北学刊》，2000年第2期）法家学者慎到、名家学者公孙龙等都为赵国学者，不同的学派产生在赵国，使邯郸具有了学术争鸣的必要条件。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之时，曾与公子成、赵文、赵造、赵燕、周袑等进行过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的核心为是否应该改变祖宗成法，进行改革。从学术理论争鸣范畴讲，他们的辩论属于儒家与法家的一场辩论。这场辩论，可以说是战国时期邯郸诸子争鸣的先声。

　　第二，平原君特殊的养士风格，为诸子争鸣搭建了平台。在战国四公子所养士人中，魏信陵君所养有鸡鸣狗盗之徒，也有隐于市井如朱亥之类的隐士；齐孟尝君所养多为豪杰之士，而平原君所养多为有一定学识的学者。除了结交学者外，平原君还主动促成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争鸣，公孙龙与儒者孔穿的争鸣，地点便是在平原君家里，平原君还承担了判断二者是非的角色。公孙龙与邹衍的辩论，组织者也是平原君（见《资治通鉴》卷三）。平原君特殊的养士风格和热心组织学术活动，是邯郸诸子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