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张作霖发布的白话文告示原文

白话文运动反动在何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忽然变成了显学，传统文化忽然遭到学问家们的竭力鼓吹，与此同时，学问家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质疑。1994年7月创刊的《中华诗词》是中华诗词学会的机关刊物，这份刊物的发刊词出自硕学鸿儒之手，发表后被多家全国性媒体全文转载，在海内外造成相当大的影响。这篇文章指出，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是矫枉过正了，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缘故，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断层。出于为传统文化鸣不平的朴素情感而产生对新文化运动的怨念，这本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甲寅》、《学衡》派的流风余响，并没有新鲜的东西，因此这种怨念依然是情感的而非理智的范畴，也就不可能导致对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反思。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件大事。它是一场真正的“灵魂深处的革命”。它向当时青年心中注入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将具有永远不能磨灭的价值，个性解放的精神激励着人们向吃人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发起挑战。但是可惜得很，新文化运动不久就转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救亡的呼声淹没了启蒙的呐喊，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最终成为主流。晚年胡适在回忆新文化运动之时，喟叹五四运动没有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当时青年受到多个政党的争取拉拢，都对政治发生了兴趣，从而使得启蒙的效用大大削减了。 后来的研究者多不以胡适此说为然。一般的观点认为救亡压倒启蒙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所决定的，不是哪个或哪些政治势力的问题。我也不能赞同胡适的这个观点，但是我反对的理由与衮衮诸公殊有分别。我认为，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没有完成解放人性、倡导自由的初衷，实是因为它的手段根本就错了，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是想通过以白话文运动为先导，对社会最大多数人士进行自由主义的思想启蒙，然而，这种手段却是极端错误的。

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学领域的白话文运动开始的。白话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胡适本人并不懂文学，他也没有什么文学的才华，无论是对文学作品的赏会还是自身的创作，都只能表明他是一位文学的门外汉。胡适在本质上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之所以要选择掀起一场文学领域的革命，是因为从他的实用主义世界观出发，认定文学是对大多数人进行宣传教育的最好的工具，要想很好地宣传他的信仰，就只有进行文学语言的变革。因此，白话文运动的实质不是文学领域的风格转型，而是一种语言推翻另一种语言的政治意味十足的暴烈的行动。白话文运动意味着，大众的语言要取代知识精英的语言成为统治的语言，知识精英必须放下架子，投入到向人民大众语言学习的热潮中去。而正是白话文运动的这一本质，决定了新文化运动必然要陷入泥沼，也决定了此后八十年中国的历史。

无论是早先的林纾还是后来的吴宓、梅光迪，他们对于文言文的维护和对于白话文的抨击都集中在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他们错误地认为白话文运动是一场文学运动，因此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最终就变成文言和白话孰更适宜文学表达的问题，这样文不对题当然不可能赢得论战的胜利。胡适们的倡导白话文，其实何尝有改革文学的志向？他们所希冀的，是知识精英都写人民大众看得懂的文章，这样，人民大众也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知识精英的优秀思想，从而上升到和知识精英一样的层次。然而，这只能是一种传教士式的天国梦想。

没有任何实例能够支持大众可以被启蒙的见解。就算少数才智卓绝的人士可以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接近真理，大多数平庸之辈在面对优秀的思想时显得冥顽不灵地固执。文言文是一种需要长期的训练和大量的知识阅读才能掌握的语言，这样，操文言者与操白话者之间就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文言文为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之间划清了界限。本来，由于文言文这个堡垒的存在，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之间根本没有交流的可能，但白话文运动却拆除了这个堡垒，使得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处在同一屋檐下。叔本华指出：“每个社交聚会一旦变得人多势众，平庸就会把持统治的地位。社交聚会之所以会对才智卓越之士造成伤害，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平等的权利，而这又导致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提出了同等的权利和要求，尽管他们的才具参差不一。接下来的结果就是：人们都要求别人承认他们对社会作出了同等的成绩和贡献。所谓的上流社会承认一个人在其他方面的优势，却唯独不肯承认一个人在精神思想方面的优势；他们甚至抵制这方面的优势。社会约束我们对愚蠢、呆笨和反常表现出没完没了的耐性，但具有优越个性的人却必须请求别人对自己的原谅；或者，他必须把自己的优越之处掩藏起来，因为优越突出的精神思想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他人的损害，尽管它完全无意这样做。因此，所谓‘上流’的社交聚会，其劣处不仅在于它把那些我们不可能称道和喜爱的人提供给我们，同时，还不允许我们以自己的天性方式呈现本色；相反，它强迫我们为了迎合别人而扭曲、萎缩自己。”正是这样。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就好像是一次聚会的召集者，知识精英只能为了迎合无知大众而扭曲、萎缩自己。陈独秀和胡适到晚年都认识到了这个严重后果，但是他们没有想到，那是白话文运动种下的恶因。

胡适们仅仅把语言看作是交流的工具，他们并不知道，语言本质上表现为一种权力关系。语言是有阶级性的，由于用文言文作为统治阶级的专用语言，这样中国社会就保证了社会的主流话语始终掌握在知识精英的手中。白话文运动的胜利不但是一种语言类型的胜利，更是一个阶级的胜利，在无知大众胜利的同时，知识精英被赶出了本由自己统治的语言圣殿。如果说那些失去了自己的国家的民族，没有了自己的语言，也就没有了自己的民族记忆，知识精英没有了自己的语言，也就不再能够作为独立的阶级存在。从白话文运动胜利的那一刻开始，知识分子就只能作为依附阶级而存在。而对于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来说，知识分子绝对应该是社会的唯一的统治阶级。

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即是民主思潮的胜利。在文言文尚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作为统治阶级的知识精英只要对天命负责，而白话文成为僭主后，民众的意欲是社会是非的唯一指向。殊不知西方所谓的民主，是公民（burgess）当家作主，而公民和中产阶级（bourgeois）同义，公民当家作主，是与贵族专制相对立的概念，是作为知识人的中产阶级要求更多政治权利的观念的集中体现，而中国的政权从来都对所有知识精英开放，只有有知与无知的对立，没有世袭特权与永被奴役的对立，中国的民，不是和贵族对立的burgess，而是和知识精英对立的愚民。白话文运动让这些愚民有了自由言说的权利。既然他们在人数上占了压倒多数，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发表那些愚昧的见解，并将之定义为真理，他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欲选择迎合他们低级趣味的观点，而对真正优秀的思想说三道四，甚至往往对优秀的人物杀之而后快。白话文运动的最终结果，就是这些无知大众当家作主，这就好比把一个重病人交给跳大神的神汉去治疗，安得不受其害！

几十年后，一位美国青年（这位青年美国学生名叫J·B·格里德，他在1955年于哈佛大学第一次见到胡适，当时他只是为胡适温文尔雅的风度所吸引，但不久在中国大陆发生的那场让文史哲学界名流倾国参与的“对胡适派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思想战线上的极为严重的斗争”让他立刻对这位中国“文艺复兴”的领军人物刮目相看，并把胡适研究最终确定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终于认识到了白话文运动的本质及后果，他这样写道：

但是正如这场运动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从一开始就知道的那样，这场文学革命本身具有深远的社会含义和政治含义。中国的古文不仅是由许多世纪的传统和很多人对其文学特质的真诚崇敬所维持着的，而且也是由一些重要的社会原因所维持着的。深入学习复杂的古汉语是艰巨的，也是令人痛苦的缓慢的。对于古汉语本身，它的语法规则，以及由古文写成的文献的掌握，可能会占去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过去的中国，报酬与成本是相当的，因为通过科举考试制度，识文断字能给极少数拥有闲暇和从事文化学习才能的人带来文盲大众所无法染指的高贵社会地位和取得政治权力的途径。因而，这种书面语言，与其他任何制度一样，维护了传统中国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等级界限。甚至在旧的政治制度于1911年崩溃之后，古文言的遗存不仅确保了传统文化的存留，而且保证了传统社会态度的永久延续性。所以，这场文学革命的目标就远远超出了对一种文学风格的破坏。这场革命的反对者所保护的是一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而反对文言之僵死古风与旧文学之陈词滥调的文学革命的拥护者，所抛弃的也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与社会遗产。

这位美国研究者对白话文运动本质的剖析之深刻令我莫名惊诧。我实在没有想到，在一个知识分子不曾经历从天到地的巨变的国度，竟有人如此深刻地说出了点东西。然而他说这场运动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场文学革命本身具有的社会含义和政治含义，却是出于他的想当然。历史常常会有“不虞之祸”，胡适们并不那么深刻，他们的本意只是要倡导"人的"文学，但历史却回报给他们一个彻底非人的时代。

其实，早在新文化运动发生前十余年，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人物张之洞在他的经典著作《劝学篇》②当中，就提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的见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士民至今安于固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即聚胶胶扰扰之人于一室，明者一，暗者百，游谈呓语，将焉用之？

在民众尚处在蒙昧状态之下就蹴尔实行民主，岂但是“明者一，暗者百，游谈呓语”而已，少数识见超卓、理智深刻之士，必将为平庸的大多数所压制、残贼乃至戕灭。张之洞并且以其深刻的洞见，天才地预言了此后的中国历史：

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且必将劫掠市镇，焚毁教堂，吾恐外洋各国必藉保护为名，兵船、陆军深入占据，全局拱手而属之他人，是民权之说，固敌人所愿闻者矣。

在张之洞的《劝学篇》刊行两年后，中国大地上相继发生了盲目排洋的义和团运动和令清皇室仓皇西狩的庚子国变。要不是民权之说大盛于时，这两次给中华民族带来极大苦难与无穷屈辱的巨变，原非不可避免。

打着民族主义和民权至上的旗号，辛亥革命推翻了本已开始改良、逐步走向近代化的满清政府，却造成了一个军阀混战、各省独立的纷乱之域，这正是民权之说的必然结果。然而，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不但不吸取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教训，反而更加积极地倡导民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民权”的概念曾作过认真的梳理，他指出，西方民权之说，不过是“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民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而不乏留学外洋、亲历泰西之士的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群体却连张之洞的认识水平也不如，他们真正是把权力之杖交给了愚民，自此以后，中国不可避免地滑向灾难的最深渊。

孔子在遭到匡人围攻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白话文运动就是一场“丧斯文”的革命，它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国学家们感慨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白话文运动而式微，我却只感喟白话文运动所造成的权力转移。德国宪政学家施米特曾经精辟地指出：自由主义既不是政治形式，也不是国家形式，而是一种价值观。世上只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的类型，从来就不存在自由政体。自由的公民社会不仅可以体现在民主制中，也可以体现在君主制和贵族制中。对于五千年的老大帝国来说，它的文化传统欠缺的是自由，启蒙者固当全面彻底地反对奴化传统，为儒家的文化机制注入自由的因素，而这个道理本来只要让知识精英明白就可以了，而当时的启蒙者却错误地标揭出民主（德先生）以为大纛。白话文运动的本质是一场民主化的政治运动，对于缺乏稳定的中产阶级的非公民社会的中华故国而言，民主的结果只能是陷天下于“天柱折，地维绝”，洪水滔天，率兽食人的境地。当知识分子充满热情地把各种主义送给无知大众的时候，后者却并没有对前者的自作多情表示感激。陈独秀和胡适后来的遭遇正应了马克思的那句经典名言：我播下去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本文写竣后数月，又于潘光旦先生《读书问题》一著中读到《普及识字？》一文，持论与鄙见正可辅翼并行，兹钞录数语附在本文之后。先生此著是他在1927年《时事新报·学灯》上所写专栏文章的汇集，至今不失为卓论：

普通德谟克拉西政治下的社会知识生活往往发生许多不健全的现象；最显著的一端是下等读物的充斥。一种读物，虽无价值，而销场未尝不畅旺，便足证识字教育逐渐普及或已经普及的效果。识字教育可以教人读书，读不费脑力的书，但并不能教他读哪一种书才相宜；换言之，没有把辨别价值的原则，选择的原则，同时传授给他。普通一个人的行为是向着抵抗力最少的路径走的，同时又有外界的势力引诱他上这条路；一推一挽，社会的知识生活又安能不江河日下呢？

在社会生活比较有标准的地方，一般人的读物，虽无价值，但尚不至于绝对有害。例如美国，这种读物中百读不厌的题目，无非教人如何成功，如何训练记忆力，如何可以谈吐生风，在交际场中不兴向隅之叹：诸如此类，至多多骗几个热中的人罢了。在社会生活没有相当标准的地方，这种读物的内容就不堪问了。奸、盗、邪、淫以及其他一切可以引起人们卑劣的冲动的事物，不论真假虚实，都可以搜括来做材料，这便是目下中国社会里怪现象的一端，我们随时可以目睹的。数年前盛极一时的黑幕小说，近来层出不穷的“新智识、新文化”都可以证明在今日的普教政策之下，识字的人一天多一天，读物的标准就要一天低一天了。

在政治比较清明民生比较充裕的社会里，又例如今日的美国，无聊的读物虽多，影响虽大，但决不至于牵动社会的治安。但在政治混浊民生凋敝的社会里，各种不健全的“信仰”“学说”或“主义”可以乘虚而入；不逞之徒把他们传授给许多只识字而不识利害的人们，例如今日各种主义之于一般工人农民，其影响的恶劣，不言而喻了。

根据了“识字便可明理”的信仰去办“平教”或“义教”，结果不过替目下流行的种种小报，种种甚嚣尘上的“性”的读物，多培植几个主顾；多替野心家扩大一些宣传蛊惑的领域罢了。

摘自《中国历史的宿命》，徐晋如著，世界知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