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宁可,1928年生。1953年起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高校教学工作,担任过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中国经济史、史学理论、敦煌学等课程的讲授,从事中国历史、史学理论、敦煌学的研究。发表论文数十篇、专著教材数种。著有《宁可史学论集》、《敦煌社邑文书辑校》等。编有《中华五千年记事本末》、《中华文化通志——地域文化典》、《英藏敦煌文献》、《敦煌学大辞典》等。 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 了解历史上的中国,有许多途径,其中之一是从整体上,从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角度,看看中国在历史上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属于中国所特有的现象?或者说,与其他国家的历史相比较,历史上的中国有些什么样的特色? 这些现象或特色有时往往是很普通的、常识性的,时常挂在口头上而成为人们的共识的,如“地大物博人众”,“历史悠久”之类。但却不能因其普通或属于常识就认为不重要。描述某些重大的特有的历史现象或特色并不困难,但它们何以形成?其深层的内涵是什么?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途径形成了今天的现实?它们又给我们今天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探索。在这里我只是描述一些重要的、普通的、常识性的历史现象或者特色,提出一点思考、发掘、探索的线索。 在历史上,中国同世界其他大国不同,始终是一个国土辽阔的大国 从国土面积看,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的第三大国。大陆及岛屿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以大陆和岛屿计,只小于俄罗斯和加拿大,但超过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是印度的三倍,同具有四十几个国家的欧洲相差无几。 上述那些当今世界上国土最大的国家,都是近代形成的。中国则不同,从悠远的古代开始,中国就始终是个大国,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国。其他一些历史上出现过的大国,几乎都是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就消逝了,只有中国一直延续下来。而且在一段长时间内,即从公元前后到18世纪,也就是中国的封建时期,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大国。而在两头,即公元前和18世纪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中国是大国,但还不算是疆域最大的大国。 在东半球的北温带,有一条长达一万千米的宽阔地带,西起地中海中部,向东一直延伸到中国。古代文明和近代以前的诸多大国就是在这带兴起,可以称之为古文明带或古大国带。 如果分析一下中国以外的这个地带的近代以前的世界大国,有四个共同性的情况值得注意。 第一,从自然条件看,这些大国形成的地区,主要是意大利半岛、埃及、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印度河恒河流域等,每个地区都可以发展农业,繁育较多的人口,都可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由于各地区之间地形阻隔不大,交往与民族迁徙不难,商业来往亦频繁,因此某一地区的力量强大起来以后,可以向其他地区扩展,乃至延伸到西北面的西欧,中部的黑海以北乃至中亚南部。一个地区兴盛起来的力量一般扩展到两个地区以上,即可以形成历史上的大国。但是,这个地带中的任何一个地区对其他地区并不占有面积、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较大优势,因而缺乏一种能长久维系不同地区的力量。 第二,这个地带民族众多、种属不一、变化多端、迁徙不已。这些不同的民族,有些是在这个地带各地区之间,如巴尔干、小亚细亚、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和印度半岛之间迁徙,但更多的是自这个地带北面的森林草原地带、干旱草原地带南下,经过法国、阿尔卑斯山、喀尔巴阡山、高加索、中亚南部进入这个古文明带;此外,这个地段以南的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民族也北上西进。因此,这个地带充满了民族和文化的置换,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而历史上出现过的众多民族,往往在这种复杂纷繁的交往中消失,让位给新来的民族。这种情况,尤以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乃至波斯这一带为最。 第三,这个地带中的各地区文化相别,而且一般说来文化都相当发达,彼此间可以交流影响,也可以一方完全被消灭,但完全融合则很困难。最极端的如犹太民族和犹太文化,在中东地区历史久远,尽管一度被驱逐消灭,却扩展至全世界,最后终于又回到中东,顽强地生存下来。因此,好些地区虽在一段时期内同属一个大国,但其文化性格却是相别的,具有独立性,一旦大国统治削弱或者崩溃,这些不同文化地区就出现了分离的局面。 第四,这个地带各个地区经济上的差别也很大,而且各具独立性,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是商业,商业交往的需要成了大国征服其他地区的一种因素,然而商业的交往并非必须有统一的大国,换句话说,统一的大国并非必须靠商业的联系。像古代希腊地瘠人少,其繁荣、强大和文明的先进,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葡萄酒和橄榄油与东地中海沿岸各地区的粮食相贸易。但是希腊并没有去建立大的统一国家,至多是在东地中海和黑海建立一些殖民地。就连希腊半岛也是城邦林立,最大最强的也不过三四十万人。直到马其顿崛起时这种局面才一度改变。这个地带跨地区大国的建立和维持,更多地是靠军事的征服与政治力量的统治,这类大国要维系一个很长时间是困难的。 因此,这个地带近代以前虽然出现过很多大国,但并不具有统一的趋势。相反,倒是分离的趋势占了上风。反之,历史上这里成了世界上大国争夺的地方,由于地区内的矛盾和大国的插手而纠纷不断,战火不息,成为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带。 作为历史上的和当今的世界大国,中国与上述古代的大国和近代的大国都不一样。恐怕是惟一的古代而兼现代的历史大国。 第一,与上述那些古代大国不同,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只有一个而不是几个核心地区。而且这个核心地区面积广大并不断扩展。最早是在黄河中下游,夏、商、西周就是凭借这个地区成为奴隶制时期的大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核心区域开始扩展到长江流域,加上周边地区,后来形成了版图大大超过先秦的西汉帝国,此后又扩大到东南沿海和珠江流域。这个核心区域是世界上有数的大农业区,在古代,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区,人口众多,民族主要是汉族,经济实力雄厚,文化高度发展,并且具有共同性。因此,这个地区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扩大发展而兼统一和凝聚是它的主要历史走向。 第二,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多数分布在这个大核心区的周边。其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都不能同核心地区相比。中原的“花花世界”、“上国衣冠”,对周边民族有莫大的吸引力,形成一种向心的而不是分离的趋势。当在这个核心区所建立的中原王朝力量强大时,就控制了这些周边地区,使之纳入自己的版图,从而加强了周边与核心地区的联系。当周边地区的民族(主要是北方和东北方的民族)强大而适逢中原王朝衰微与发生动乱时,则往往进入核心地区,并建立自己的王朝。这也同样加强了核心地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而且周边民族一旦进入中原,他们原有的经济及生活方式,往往就在先进的汉族影响下改变为中原的农耕与生活方式,经过一段时期,这些民族及其文化便与汉族及其文化相互融合。 第三,东亚大陆面积广阔又有一个大的核心地区,而且是坐西朝东,背向亚欧非其他文化区域,比较遥远的距离与其间绵亘着的青藏高原、中亚沙漠、横断山脉和热带丛林的阻隔作用,使得东亚地区可以少受其他地区的影响。西方和南方的文化可以渗入但不致倾泻而来,因而可以逐渐渗透融汇到原来的文化之中,不致引起破坏或发生激烈的冲突,反而使得原有文化能从中吸收营养,并逐渐成为原有文化丰富和发展的因子,源于印度的佛教的传入及其中国化就是明显的一例。 第四,东亚大陆的核心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形成一个大的经济区,周边地区的游牧经济、原始农业经济乃至采集渔猎经济与核心地区的农耕经济与手工业经济有互补作用。这个地区内部的经济具有很大的自给性质,而贸易则具有互补性质,基本需求在地区内部都可以满足。而对西方、南方的长途贸易,输出的主要是丝绸以及后来的茶叶、瓷器,输入的则主要是珍宝香药。这种贸易在历史上很著名,但在东亚经济、贸易总体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影响也有限。 总之,中国古代虽然也不断出现各种矛盾、战争、征服、分裂,但从总体上和历史的全过程来看,作为一个历史大国,中国具有稳定性、延续性和发展性,同前述世界历史上的其他大国是不同的。这个特点,不仅对中国历史有很大影响,而且对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大的作用。 我国国土面积,与具有四十几个国家的欧洲相差无几 在历史上,中国的地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农业区,因此一直也是人口众多的大国 中国今天是人口居世界第一的大国。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比同期的其他大国人口多,始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人口的分布来看,古代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是长城以南,贺兰山、陇东川西山地和横断山脉以东的地区,即过去的明朝南北十三布政使司和两京师,清朝的本部十八省地区,即黄、淮、海、长江、珠江流域、东南沿海和云贵高原,这片地区面积大约占今天中国总面积的43%,可人口却占今天中国总人口的88%。 中国能在这样大的地域里容纳如此多的人口,因为这里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大农业区。在历史上,农业远比其他经济形式(畜牧、渔猎)能容纳更多的人口,几亩地可以养活一个人,而40亩草地才能养活一头羊。农业能容纳大量人口,也需要大量人口。而且中国古代的农业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可称之为大陆集约型农业,即在广袤的大地上,把土地分成小块,以一家一户作为生产单位,进行精耕细作。这种类型的农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也可以容纳大量的人口,因此对人口的增长是一种刺激因素,以致在古代,中国的人口一直超出其他的大国很多。 人口多好不好?这要具体分析。 人口多,劳动力也多,在生产力要素中,人的要素占有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增加人口,人口多,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这在古代手工操作、简单劳动为主的农业社会尤其如此。甚至在工业社会初期也是如此, 然而,即使在古代国家,人口数量也不能无限制地增长,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国土面积、资源、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等所能供养的人口是有一定限度的。在这个限度以内,人口的增长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超出这个限度,即使在古代,也会出现人口过剩。这种人口过剩又会阻滞生产力的发展。 人口多,古代有些需要大量人力的事就好办些。中国历史上以兴建巨大工程、设施而著称,长城、道路、水利工程,乃至宫室、陵寝,动辄征调数万、十数万、几十万甚至成百万人来兴建,而多在较短时间里完成,没有巨量人力,这些事是办不成的。战争,在古代双方技术、装备、战法差不多的情况下,往往也是人力数量的拼搏。战国时期,一场战争动员几万人,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是常事,秦赵长平之战,秦一次即坑杀赵降卒40万人。王翦攻楚,一个秦国就发兵60万。汉武帝马邑之谋,在代北一地即出动兵员40万包围匈奴骑兵。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只有在中国才有可能。 人口多也有难处。人口多,消耗也多,需要的物资多,生产的很大一部分物资都需提供人们生存的需要,用于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用于发展的就少了。在劳动生产率不高,产品不丰富的古代,能用于发展的物资积累就更少了。而人口多,劳动力多的古代,劳动生产率和剩余产品率的提高相对来说更困难一些。在古代前期,因为中国是大国,人口多,地方也大,可垦地还多,资源、自然条件也还适应,人口增长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能适应。宋代以后,可供开发的地区少了,人口压力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到了近代与现代,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人口多了,剩余产品增加得少了,能用于发展的比例不大,社会进步受到影响,人口素质的提高也慢,而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社会的进步。 历史上中国是农业大国,图为南北朝发明的耙、汉代的铁犁和唐代的曲辕犁 与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不同,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国是各民族在长时间内共同缔造的 中国众多的人口,是由许多民族构成的。今天中国有56个民族,历史上就更多了,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这一点,对中国历史来说很重要。 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与其他的多民族国家比较起来,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汉族大概占全国人口的91%,少数民族占9%左右。汉族集中居住的地区约占全国面积的一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约占全国面积的50—60%。这与俄罗斯、美国、印度等其他多民族的国家情况都不太一样。 第二,汉族不仅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集中居住在全国的核心地区——东部地区,包括松辽平原、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东南沿海地区和云贵高原(东北历史上不在核心区内)。这块地区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一半,人口密度大,经济文化发达。少数民族在这里也有相当数量,但多采取大杂居、小聚居的形式。边沿地区则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如内蒙古、新疆、宁夏、青海、西藏、广西、云南。这些地方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一半,人口则只占全国人口数的十分之一。其中汉族占了相当的比重,有些地方超过了少数民族的数量。 全国有一个比较先进的主要的大的民族,又主要居住在一个较大的核心地区,这对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维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与前苏联和印度都不同,原来的印度后来分成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三国。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联解体了。像南斯拉夫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经历了70年,结果很短期间就分解成了五六个国家。 中国古代民族发展的大势大概是这样的,汉族最早起源于黄河流域,逐渐四向拓展,其形式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主要方向是朝南,先到长江流域,东南沿海,然后再到珠江流域、云贵高原。在这种滚雪球式的发展中,由于汉族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高,融汇了当地许多少数民族,使汉族不仅活动地域越来越大,人口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和东北方向的民族则波浪式地一波一波地向南推进,与汉族接触,其中相当大的一批,或定居塞下,即蒙古高原与华北的结合部,或再进入中原,建立政权。这批边沿民族终于或先或后地融汇于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汉族。这也使得汉族分布的地区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以致形成了今天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地居重要的核心地区的局面。 这种民族的滚雪球式和波浪式的运动,再加上核心地区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起作用,带周期性的内乱和农民大起义的交替,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时间空间结合的脉动现象。其直接的表征即为重要王朝的更迭。一个强大的中原王朝,四向扩展,顶住了北面(包括西北和东北)方向少数民族的南下浪潮,彼此进行交往、战争和融合,而把自己的版图扩展到边缘地区。中原王朝衰落时,内部矛盾严重,往往爆发农民大起义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内战。这时,北方民族往往乘机越过长城进入中原,形成少数民族统治黄河流域乃至中国全境的态势。这使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往加强,融合加快。在这种情况下,边沿地区当然也属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版图,这对边沿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往与融合也有积极作用。在这样的政权更迭与动乱中,汉族则大规模地南徙,也形成一种波浪式的南下,并与南方的少数民族融合,使得中国版图向南和西南方向扩展。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种时间和空间结合的脉动现象——扩展、收缩、再扩展。但不论是收缩还是扩展,边缘地区与核心地区的联系都在加强,边沿地区也正是在这种脉动中逐渐进入中国的版图,而且其与核心地区的关系越来越巩固。今天中国的疆域,是在18世纪的清代确定的,但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这个版图已经在逐渐形成之中,并非简单地仅靠一时的战争或征服而形成,它实际上是各个民族长期交往、融汇的结果。这同那些古代多民族大国多靠军事征服不同,同近代多民族大国的形成是靠对殖民地的征服、掠夺或移民的情况也不一样。中国悠久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国是各民族在长时间内共同缔造的。 步辇图中描绘了唐太宗李世民接见松赞干布的求婚使者的场面 中国是一个自然条件相对不算丰厚的大国 人们常说,中国是地大物博人众,这不全对。中国地则大矣,人则众矣,但物博却不见得。 中国山地多而平原少,耕地不到20亿亩,只占国土总面积约14%,而沙漠、戈壁及沙漠化土地却占国土总面积的15.5%。 至于气候条件,处于东亚季风区的地方气候较好,但降水量分布不匀,只有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水量较充裕,而且比较稳定,黄河流域年降水量少,偏旱。西北地区则是干旱区。黄淮海河流域及东北、西北地区占全国耕地面积的63.7%,人口占46%,年径流量仅占17%。东南、西南、华南耕地占全国的36.3%,人口却占54%,年径流量则占73%,很不平衡。而且,水资源与农业供需时间相差很大。黄河海河每年各期水量大小之比常差14—16倍,而最小水量时又正是农作物的需水期。春季农作物出苗初长的时候,水量小,加上这时华北气候易旱,干热风又使土壤中的水分迅速蒸发,因此易形成春旱。华北的雨量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正是作物孕籽成熟期,这本对作物生长有利,但降水量各年不平衡,易于形成水、旱灾。东北地区雨季正值作物收割期,遇雨倒伏,粒脱霉变,很影响产量。总之,中国东部虽有广大的连片的农业区,但发展农业的条件并不算特别好,尤其是天灾对农业的影响甚大。 中国矿产品多种多样,有的蕴藏量居世界前列。煤藏丰富,但集中在内蒙古、陕西、山西,距缺煤而又需煤的南方较远,运输是一大问题。铁矿多数品位低,以致需从国外输入大量优质矿石。石油在建国以后有重大发现,但目前已探明储量尚不足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已有产量也嫌不足,新发现的新疆油田,开发较难,也有个运输问题。水力蕴藏量最大的地区是西南,而需电地区在东、北部,也有个电力输送问题。 总之,中国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尚称丰厚,但并非特别优越。而且由于人口众多,再丰富的自然资源,分之于众多的人口,也就失去了优势。 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对于社会的作用,在古代与今天是不一样的。第一,在古代,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第二,古代人口总量和密度比今天小,人均国土面积、人均耕地面积比今天大得多。然而,在核心地区一些人口众多密度较大的地方,人口的压力已经显现,先是黄河中下游,然后是长江中下游,到明清时期,人口的压力已遍及核心区各地。中国人口与耕地的比例在古代世界各国中也是较突出的。第三是生态平衡问题比现在好一些,森林覆盖率比现在高,水土流失情况比现在好,但黄河流域植被破坏,水土流失至少从汉朝开始就是一个问题了,水旱灾之频仍,其严重程度在古代世界也是少见的。至于土壤、气候等,与今天基本上差不多,耕地相对不甚充裕,这使得我国古代农业基本上面临着与今天同样的问题。 作为工业重要原料的矿藏,在古代需要量远比现在为少。也许金银的产量有不足之处,这或许是中国古代不像其他地方一样,以贵金属金银作为铸币,而长期以铜钱作为主币的原因之一。 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这种状况,对中国的历史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应该说,有不利的一面,但同样的自然条件也可以成为对历史发展有利的一面。 作为一个大国,自然条件在各地不一样,影响到历史,就会出现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有的地方自然条件较好,有利于发展,有的地方自然条件较差,发展便受到影响。在古代,社会的发展常以农业的发展程度为依归。各地自然条件、自然资源不一所带来的差别,使各地发展进度不一,既有它影响整个社会发展速度的一面,但也带来了经济上的分工(如农、林、牧、渔、工、矿等),有利于各地物资的交流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古代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自然条件、自然资源不同,产业有别,彼此分工交流,起着互补的作用,无需过多地依赖境外,也不好依赖境外,因为路途远、交通不便。而境内广大地区却有着充分发展的余地,从而使中国形成了古代一个具有极大的独立性、自给性而多少有些封闭性的经济大国。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欧洲已经开始产业革命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居世界第一,在对外贸易上也一直居于出超地位。中国人之所以长期形成了“中土”、“中国”、“中朝”、“天朝”这类观念,其中的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独立发展而又略带封闭性的经济大国。 自然条件不利与自然资源不够丰厚对社会发展起不利作用,这只是相对而言的。自然条件极差如北极,确实不利发展;自然条件有利,自然资源丰富,但如果缺乏多样性,或交往不便,如热带的某些地区或某些中南太平洋诸岛,也会由于人们过分依赖丰饶的自然界或缺少分工与交往而影响发展。相反,像中国这样处于温带的大国,多样化的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往往有利于促进分工和交往。自然条件中的不利因素和自然资源的不甚丰厚与分布不平均,又往往能促使人们努力进取,刺激人们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发挥自己的智慧,克服不利条件,征服自然,以创造较好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传统的形成,恐怕与这种不利的自然因素与克服这种不利因素的努力有相当关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不利的自然条件与不甚丰厚的自然资源反而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起促进作用的因素。因水量不足与旱涝时生而大力发展水利、灌溉等工程,大规模地有组织地防灾救灾,就是一例。早在先秦,人们对于水利及水灾就有一套办法。“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水……”(《周礼·地官·稻人》)。以后各代更有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细致的做法。 中国地则大矣,人则众矣,但物博却不见得 为什么中国是惟一的一个古老而又能延续下来的大国 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约在4000年前(夏),虽然埃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印度的达毗罗人的国家形成于5500年前,但那些古代国家并没有延续下来,而后来形成的一些大国,像亚述、波斯、罗马、拜占庭、奥斯曼等,历史都中断了,也不再具备大国的规模(如伊朗、土耳其)。为什么中国是惟一的一个古老而又能延续下来的大国?下面所说的三点可能是应当考虑的。 第一,中国有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人数众多的主要民族——汉族,和一个与汉族主要聚居区重合的大的核心地区。这个汉族聚居区与核心地区不断扩大,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比周边地区更为先进发达,而且在古代亚洲乃至世界都处在先进地位。在古代很长的时间内,那些世界历史上的大国,国力一般没有超过中国的,内部凝聚力也没有超过中国的。 古代中国具有这样一个经济力量雄厚、政治文化先进而又人口众多的广大核心地区,对周边地区有很大的吸引力、向心力和凝聚力。这是古代周边的地区和民族能够逐渐地加入到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来,而联系越来越紧密的重要原因。 在古代,中国以外的大国,其民族的和政治军事力量的迁徙、扩展和转移既有南北方向的,也有东西方向的,从而使得那里的民族关系、政治变化出现了错综复杂、形势多变的格局。古代中国则有所不同,民族关系主要呈南北方向,东西方向的民族迁徙、交往乃至战争不是没有,但更多的是经济、文化的关系,而非军事的、政治的征服、统治。 中国处于古代大国带或文明带的最东端,与西方世界与历史大国之间阻隔了难于通行的青藏高原和辽阔的中亚沙漠、草原。直接处于中国西方的民族比较分散,而且不大可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东亚大陆北面由蒙古高原北部经阿尔泰山、萨彦岭以北的草原带及由准噶尔盆地向西是一条游牧民族大规模迁徙的通道,但它离欧亚非大国带或文明带距离颇远,而且历史上游牧民族大规模迁徙的走向多是自东而西,如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而绝少自西而东。对古代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天山以南的通道即丝绸之路较近大国带,但只宜商队和少量人员往来。因此大国带的国家东向不易,至多至中亚而止。在历史上,中国与古代西方大国直接交战只有一次,那就是751年唐与大食及中亚联军的战争——怛罗斯之战。此战唐军失败,唐的势力退出中亚。这次战争对以后唐和大食的关系也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另外还有一次没有打成,即1405年(明成祖永乐五年),兴起于中亚、征服了波斯、伊拉克及部分俄罗斯与印度的帖木儿,起兵20万拟从中亚进攻中国,途中病死未果。 近代欧洲殖民者的世界征服,造成了一些殖民大国,也消灭和瓦解了好多地区的国家,包括一些历史上的大国,如印度莫卧儿王朝、奥斯曼帝国。近代以前建立的大国,惟一没有被征服或瓦解的就是中国。这原因,一是中国距欧洲较远,西方殖民者从欧洲由海路向东,先向非洲、中东、印度、东南亚,然后才到中国,所达也是中国沿海边境,这已是19世纪上半叶的事了。另一个殖民者沙皇俄国从陆路来,其路线是翻越乌拉尔山脉到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北,再东向达到鄂霍次克海,都在中国北部边境以外,然后再南下进入贝加尔湖以南及黑龙江,与中国接触,历时二三百年,向中国东北及蒙古进入也是19世纪后半期的事了。二是中国很大,一时灭亡不了,瓜分又因各国互相牵制,也不大容易。三是中国的抵抗虽然屡屡失败,但很强烈,而且越来越强烈,任何一个殖民国家,都难于一下子征服中国。这和中国是一个具有汉族为主体的广大核心地区而又与周边地区关系紧密、结为一体的世界大国的格局不无关系。 第二,中国不仅有一个面积很大、人口众多、力量雄厚的核心地区,而且这个核心地区一直呈现一种凝聚与扩大发散的趋势。凝聚与扩大发散看来似乎有矛盾,但在历史上这二者却很好地结合起来了。这种凝聚与扩大发散的趋势的结合,其具体表现,一是核心地区的逐渐扩大,二是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日趋紧密,三是在古代中国统一的趋势长期占着上风。 历史上的其他大国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长的达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如拜占庭),但始终都不能在其控制地区内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始终未能做到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换句话说,即没有一种强有力的可靠纽带把各地区结合起来,即使像罗马帝国那样一种世界性的帝国,其与边沿地区的联系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奴隶的掠夺。罗马帝国正是靠它而繁荣与运转的,这种掠夺奴隶的行为与争战对各个地区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并不是维系各地区的好手段,反而不时激起反抗,一旦奴隶来源趋于枯竭,各地分裂趋势加强,而意大利本土也出现危机,罗马帝国就衰落了。至于那些不稳定的军事征服形成的大国,寿命就更短促了。 中国的历史与此不同,具备着统一的趋势,这是凝聚和扩大发散两种作用结合的结果。这种统一的趋势,首先表现在经济和文化以及民族关系上,然后才形成在政治与军事上。 先看汉族聚居的核心地区,两千多年来,形成于黄河中下游的汉族不断扩展,从黄河而长江,而东南沿海与珠江,再加上西北、西南和东北,不断地与当地民族融汇,使地区与人口不断扩大,而北方民族与东北民族不断南下,形成波浪式的运动,与中原汉族融汇,又促使汉族南下,二者结合,即出现中国历史上的脉动现象。发散的另一面是凝聚,汉族越来越多,本身的凝聚力也越来越强,对周边各民族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扩大发散与凝聚的结果,就出现了以核心地区为中心的统一趋势。这种趋势不仅表现在汉族,也表现于周边各族特别是入主中原乃至全国的那些民族,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异国异类,而是认为自己也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的一部分,他们的统治者也以“正统”自居,同样认为统治中国是“天命所归”。 这个地区也有分裂的时候,秦汉以来的2200年,统一的时间约占一千四百多年,即三分之二,政治上分立的时期约占三分之一,不到八百年(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宋辽夏金)。这种分立有核心地区内部的原因,也有民族斗争的原因,而且往往二者交织。但这种分裂只是政治上的分立,经济的联系始终不断,而文化上的割裂则从未有过。即使在这样的分立时期,人们的心态可能有正统和僭伪之别,但从来没有认为分裂是正常的,也从来没有自认为是处于中国之外。人们总是力求统一,最后也终归于统一。这种统一的趋势,越到后来越强烈,最后600年的元、明、清三朝,尽管改朝换代,但是再也没有出现过分立的局面了。 这种统一的趋势,可以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反映出来。 先看经济。以海河、淮河、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与东南沿海地区为主体的东亚大陆东部地区的经济有共同性,这里主要是平原、丘陵和部分山地,是个大农业区,地形不算险阻,交往方便,各地又有若干分工,逐渐形成一个大经济区,有时政治上南北分立,但经济上差别不大,往来也未断绝。这个经济区有巨大的实力,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经济比较繁荣、先进。这个地区的发展不仅相对地比较稳定,而且有发展余地,不仅支撑了国家政权,也有条件向外扩展,并且吸引了周边地区和民族。 再看文化。人口众多的汉族有共同的文化,源远流长,根基深厚。祖先崇拜家族制度与浓厚的家土乡国观念,使汉族在时间上与地域维系起来。汉字不同于西方拼音文字,单音独体,形音义有机结合,起源很早,一直延续使用下来,“书同文”对维系汉族的联系有巨大作用。西方拼音文字,看看就能拼读,这是它的优点,但也有问题,欧洲罗马以后的共同文字是拉丁文,与各地语言有别,各地语言用拉丁字母拼写出来,就成了各地各族的不同文字。结果跟中国差不多大小的欧洲有几十种文字,甚至一国之内,也使用几种文字,有的民族语言其实是方言,一拼音写出就成了一种文字。像早期的斯拉夫文是一种,把各地方言分别拼出来,就成了十种文字,再加上或用拉丁字母,或用西里尔字母,或用希腊字母,就更其复杂了。中国各地方言有时差别也不小,别处人听起来困难或简直不懂,但写下来却全是一样的。成千成万的人语音虽然不一,但文字却完全能沟通,这对于各地的联系与统一的趋势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的意识形态中,儒家思想居于主流地位,尤其是它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形成了汉族主要的行为、关系的规范。儒家思想里当然也有排斥、独占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统一、宽容、和谐、启迪、协调的思想,而且用和平的、教化的手段来宣扬;儒家思想中也有消极、落后、反动的成分,历史上人们也往往是各取所需,统治者尤其如此。对儒家思想及其历史作用还须多作研究和深入分析。但是就其总的方面而言,这种思想是统一趋势的反映,也促进了统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 政治上,中国长期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当然有消极乃至反动的一面,但也要看到它是统一趋势下的产物,而且在许多场合下又有利于统一的形成与维系。 第三,有丰富深厚的历史传统、积淀,但又具有并非停滞的发展趋势。 长期的没有中断的历史,使中国的历史积淀非常深厚。中国历史在这样深厚的历史积淀中运转,量的积累较易实现,质的飞跃却比较困难。这使得中国历史发展呈现缓慢、凝滞,甚至出现重复、循环等等表征。历史中的各种因素,经济的、阶级关系的、民族的以及其他一些矛盾着的因素,都有一种循环式的表现,而且往往在交互作用下同步或近乎同步,结果就形成了前述的那种中国历史上的周期性的脉动现象,其集中而突出的表现,就是一些重要王朝如秦汉、隋唐、明清的兴替。 这种看似重复与循环的历史运动绝非是单纯的重复与循环,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表面上似乎回到原来的局面,实际上已经发展、前进了。这里可以从前面说过的情况中举几个例子: 人口从汉朝的6千万经过多次反复,上升到清朝的4亿;疆域从汉朝的1100万平方公里经过多次反复,到清朝已有1300万平方公里;核心地区从黄河而长江而珠江,东南沿海以及西北、东北、西南;粮食亩产从汉朝的140市斤左右上升到清朝的250市斤左右。在商品经济方面,汉朝除了奢侈品外,只有少数日用品(如盐、铁)在大的地区范围内流通。政府对手工业和商业的控制极强。唐宋时,日用品大的地方市场已经形成,政府对于手工业和商业的控制已经放松。明清时,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加深,全国性市场出现萌芽,政府对手工业商业的管制基本上松弛了。 从总的趋势看,中国的历史是发展的,不间断的。这与其他一些历史上的大国不一样,它们有的已经消逝,有的变了样。这种历史的悠久传统、深厚积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好还是不好呢?好的是根基深厚,源远流长,发展有所依傍,能承受重大的打击。不好的可能是陈陈相因,垃圾太多,积重难返,变革不易。 恩格斯说过,传统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我们应当为我国悠长的历史、古远的文化而骄傲,充分吸收其中优秀的精华,作为我们现代化的基础、出发点和材料,但又绝不应该全盘保留,当成包袱背上,让它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 忽必烈起用汉儒,采用汉法,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康熙帝在加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