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认为，如果站在今天的“国际化”学术视角来看，“中国古代文论”不过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文人士大夫这一特殊社会阶层审美趣味的话语表征而已，其价值与意义早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隐没于历史深处了。因此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无需追问当下意义，更不要说什么意义的“现代转换”，正如考古一样，纯粹是为研究而研究。在我看来，这种研究立场是可以商榷的。我甚至更愿意相信：就像西哲眼中的古希腊神话与艺术一样，中国古代文论也具有“永久魅力”，至少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依然具有重要启发性。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近百年来，我们的现代学术研究是以现代学科划分为依托的，而现代学科划分基本上是西方近现代学术演变的产物，体现着西方人的思考方式与言说方式，故而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方法也主要是对西方的效法与模仿。这种效法与模仿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就是所谓“新学语”的形成。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系统是一系列来自西方（往往是通过日本）的“新学语”支撑起来的。就其能指而言这些学术语言依然是汉语（或者是被日本人重新组合了的汉语语词），但其所指却是中国传统学术中很陌生的思想。诸如哲学、理论、抽象、本质、表象、参照、承认、否认、动机、对象、法则、肯定、否定、审美、身份、社会等等在我们的学术言说中不可须臾离开的基本词语都是来自日语，可以说，离开了从日语转借来的西方学术话语，我们甚至无法展开有效的学术思考和言说。在这些“新学语”的基础上，我们现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在运思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基本上也主要是接受了西方人的东西。中国传统固有的学术方法与价值诉求大都被我们遗忘或抛弃了。这一点，在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尤为突出。

    看看古人留下的经史子集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古代形之于文字的言说无非是下列几项：立言类、释言类、记事类、抒情类、鉴赏类、考辨类。立言就是表达一种思想观念，子书大抵属于此类；释言类主要是对前人立言的解说与阐发。记事就是记载实际发生过或者传说中发生过的事情；抒情类就是抒发怀抱的；鉴赏就是对于诗文书画以及人和事予以评说；考辨类就是对文献典籍或名物制度推敲事实、纠谬辨伪的。古人的这六类言说方式之中只有立言类、释言类、考辨类属于学术研究范畴。那么其中有哪些得到了现代以来的中国学界的继承呢？在我看来只有考辨类的方法受到普遍认同。现代那些被后人称为国学大师的人物，如王国维、章太炎、黄侃、陈寅恪等都是在这个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又如在现代学术史上影响很大的“古史辨”派的疑古之论，比如顾颉刚著名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也主要是受到宋儒郑樵和清儒崔述求实辨伪精神的影响才形成的。这说明中国古代的考辨精神及其方法得到了现代学者的认同。时至今日在涉及“古”字的学术领域，乾嘉学派依然受到推崇，甚至有学者认为倘若不做些考据功夫，学问就缺乏根基。言外之意，惟有考据乃为本色，乃为当行，堪称真学问。那么为什么古人的这种考辨精神在现代学术界能够大放异彩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恰好符合了近代以来在西方学术史上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精神。其实许多西方思想家早已认识到了这种实证主义的局限，将其视为科学主义或工具理性的产物，并强调人文领域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的独特性。中国的学者中那些头脑清醒、识见宏博者，如钱穆、徐复观等人，亦早就指出，为考据而考据，或者没有思想指导的考据根本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在古代文论研究中，考证、注释、校勘、钩沉、辑佚等等只能算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更有意义的应该是发掘古代文论话语中蕴含的当下意义，亦即“永久魅力”。

    那么古代文论的“永久魅力”究竟何在呢？首先是言谈本身的审美性质。古人的文字书写，不管属于哪个类别，都追求语言文字本身的审美效果，于字里行间浸透了一种感染力。“诗文评”话语就更是如此，许多评论文字本身就是一篇优美的诗歌或散文。现代学术文字却越来越趋向于干巴、冰冷与艰涩，好像惟其如此才显出学问来，还美其名曰：这是学术语言。其实深刻的道理完全可以通过优美的文字表达出来。其次是言说者个人的真情实感与生命体验。古人立言也罢，抒情也罢，记事也罢，无不讲究个人风格，而个人风格是建立在言说者对其所说的事与理的独到体验与感受之基础上的。现代学者受西学影响，借助于构造出来的一些概念、规则、逻辑来宰割事实，将事物对象化，从而将原本活泼泼的东西置换为死气沉沉的词语网络，把僵死的概念误当作具体性存在。借用海德格尔的方式说，在古人那里事理是自然涌现出来的，而在现代学者这里事和理都是被强行建构出来的。第三是学术根本观念上的知行合一精神。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学问根本上是知行合一之学，学即是用，用即是学。这里的根本之处有二：一是不做无用之思，即其所学都能够为人的生存提供某种意义，拒斥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之思。二是其所言说或者是已然做到的，即身体力行的，或者是可能做到的，即具有引导意义的，不去追问与人无关的问题。第四，在言说方式上，中国古代文论善于言说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例如细微的审美趣味或诗文风格、心理体验、语词与音调之韵味，都是难于用语言准确传达的，在这方面古代文论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与智慧，能够“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用迂回、隐喻、象征的方式令人体悟到其所欲言说的那种情境或状态，而避免笨拙地试图用语词直接把对象界定清楚。第五，在运思方式上，古代文论主要凭借“体认”和“涵泳”方式来把握对象。这种运思方式的根本之点在于：全身心投入，使判断力与想象力、理智与情感、普遍知识与瞬间体验相结合，达成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这里的关键是“自得”，即从自家心灵深处产生出来，而不是从外边得来。这种运思方式不是纯粹的客观认知，而是一种内心世界的整合与提升。第六，中国古代文论的最高价值追求不是什么文学创作的规律、审美特性之类的认知性结论，而是一种人生境界，一种融道德、哲学、艺术于一体的精神境界，是人与世界浑然一体的状态。

    以上六点正是中国古代文论永久魅力之所在。也正是我们今天的文论话语所极度缺乏的。

    我们向古人学什么？基于上述观点，我认为我们应该向古人学习的一是关于何谓学术的理解，二是关于如何治学的路径。关于前者，费尔巴哈、马克思、尼采、柏格森、怀特海、海德格尔以及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和人文领域的科学主义倾向的批判性反思应该是我们重新理解中国古人智慧的重要参照。了解了他们的反思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学术精神的现代意义。关于后者，我们应该引进古人体认与涵泳的治学方式，将个人生命体验贯穿于整个运思过程之中，在学术研究中保持鲜活的个性特征，并力求使自己的表述具有审美意味。体认是什么？体认就是行，古人“知行合一”的妙处在此。理解的过程就是践行的过程，并无纯粹的理解。西方人讲“认知”，那是纯粹的心理的或理性的活动，不必践行即可。中国古代，无论儒家还是老庄、佛释，根本上都是讲体认的，这是中国学问的根本处。现在常常有人以为乾嘉学派就是真正的中国传统学问，殊不知，乾嘉学派乃是对正宗中国传统学问的背离。真正的中国传统学术是知行合一的学术——在认知过程践行，在践行过程认知，根本上不是去追问什么纯客观的道理或真相，而是为了实现人格的自我提升与精神世界的自我完善。在我看来，大凡人文学科都应该如此这般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