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这个带有点“民族主义”色彩的词汇，始行于清末民初。说来可笑，它却“是外来语，并非国产”货（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开篇就说到这一点）。它来自日本，江户时期日本学者将受清朴学影响发展起来的日本文献研究称之为“国学”。明治维新后，西学在日本走红的同时，这种学问再度兴起，与西学争辉，引起中国留学生和学人的关注。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办了《国学报》，章太炎在日本时也以传播国学为己任，开办“国学讲习会”，鲁迅、钱玄同都是他的入室弟子。我们从鲁迅文章中还可以感觉到作者在裁量人物、评骘史事时受老师影响的痕迹。辛亥之后，太炎先生在苏州创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开坛授课，广收弟子，培养许多国学研究的人才。他的《国故论衡》很有影响，太炎先生被尊为“国学大师”是当之无愧的。

章太炎主张的“国学”是其所主张“排满”革命的一部分，他强调用“国粹来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所说的“国粹”就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等。太炎在经学上属于“古文学派”，主张“六经皆史说”。他的“国学”是告诉国人当以自己的历史为自豪。与其对立的今文学派则是把孔子视为“素王”（没有王位的圣王），把经学看作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政治学。章太炎在《癸卯狱中自记》中指出“国学不振”有三个原因，除了“新学”（即西学）外，还有“常州学派”（清代中叶复活的“今文学派”）和康有为的把“今文学派”推到极端的“公羊说”。所以我以为太炎的国学的政治性只是鼓舞国人的爱国热忱。而康有为就不同了。他按照“公羊学”中“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和根据《礼记·礼运》篇中对原始族群生活（大同）的记忆而设计了中国改革方案，要把两千多年前的社会文明搬入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来，这是非常有害的。因此章太炎与康有为论战，不仅是革命与改良之争，也包含了究竟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问题。

清亡之后，这两种“政治国学”基本上偃旗息鼓，太炎先生虽然仍是著作讲学不辍，这些活动主要是学术的。康有为虽然屡有“尊孔”、“读经”的呼吁，但调门很大、回响极小，常常沦为笑柄。而他的高足梁启超先生早已随着时代前进了，与乃师分道扬镳了。

民国的建立，思想控制的解体，各种新异的思潮涌入。而统治者认为“治理中国之永久之政策，舍专制必无适宜之政体”（《尚贤堂纪事》第六期），这虽是美国人李佳白的话，却颇合乎当时统治者的口味，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这些死把住权力不放的统治者面对许多新说，但还是觉得老思想熟悉而且可靠。鲁迅小说《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就是此类，他们或明或暗地向当局贡献条陈，于是《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恭拟全国人民合词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以挽颓风而存国粹文》一类的东西出笼了，令人啼笑皆非。虽然这些帮闲在鲁迅的笔下有点漫画化，但是像现实中遗老孙雄（师郑）写《读经救国论》，康圣人为“辫帅”张勋草拟治国方案，以及章士钊先生本人的表演，其肉麻程度与这些人相去有多远？

是不是“五四”以后就是割断历史，弃“国学”于不讲呢？我看不是。像鲁迅曾激愤地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然而他不是也写作了《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吗（有人认为“国学”只是指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儒学、诸子学、史学，不应包括文学。其实国学的经典著作章太炎的《国故论衡》的中卷就是《文学总论》。）？胡适也倡导整理国故。这些“五四”反传统的骁将都是把传统文化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的。他们不是以古人的价值观为自己的价值观，更不是把它当作“应帝王术”去推销。而是用新方法、新的眼光和科学精神去重新研究。在这种风气影响下，许多高等院校成立了国学系或国学研究院。此时的国学不仅不与新学对立，而且借助了西方传入的新方法。许多国学家还是饱学的欧美留学生。陈寅恪先生就是一个典型。

这时的国学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国学了。刘半农就讲国学“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至少能开出许许多多古人所梦想不到的好法门。我们研究文学，决然不再作古人的应声虫；研究文字，决然不再向四目仓圣前去跪倒；研究语言，决然不再在古人非科学的圈子里去瞎摸乱撞；研究歌谣民俗，决然不再说五行志里的鬼话；研究历史或考古决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做起居注，更决然不至于因此而迷信帝王、而拖大辫子、而闹复辟！总而言之，我们‘新国学’的目的，乃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敦煌掇琐叙目·叙》）。这样的“新国学”可以分散到文学研究、历史研究、考古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金石学、语言文字学、法学、政治学等等许许多多的科目之中去，不必非要以“国学”相标榜。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们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确有“轻视古董，迷信未来”的倾向，到了“文革”这种倾向被推到极致。那时解释《论语》的“有朋自远方来”竟能说成是“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扩大反革命组织”（见《〈论语〉批注》）。这种倾向使有良知的人们普遍厌恶，并产生了对传统文化的殷殷向慕之心，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向慕逐渐形成一股热潮。那些乘此机会起哄炒作的求名争利之徒以及那些像高尔础、四铭一类炫世自售实际上另有所图者这里不说，真是有不少真诚的学人认为传统文化、国学、儒学是能够济人心救世界的良方呢！

这种意见实际上是文化万能论。如果我们承认存在决定意识的话，应该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是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的产物。这种经济和制度背景下生成的思想系统和价值观念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间，我们努力目标从经济形态上来说是工商社会，从制度建构上说是法治社会，从人与人关系上来说是契约社会。传统中的许多观念是不能适应这个转变的。儒家为什么强调“义利之辨”，因为自然经济，自给自足，不必考虑效率，有饭吃即可，而效率是工商社会第一要讲求的；又如宗法制度下差序格局，爱有等差，排斥异类，全族以大家长为核心，传统上又是家国同构，国内权力集中一人手中，一切都是皇帝说了算。这如何与现代的法治社会、民主制度接轨？而契约关系要求交易双方平等，这也很难为传统认同。我们有悠久的文明历史，世界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中华民族的文明是发展得最为详密与完善的，地球无二。然而就根本价值上来说，它不能促进和适应当前的社会转型。

农业是第一产业，可能它比工商文明更贴近人性和生活，它的缓慢的周而复始的节奏更能给人们的生理与精神上带来更多的放松，这些都使它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在日益多元的社会中它将会被更多的人所钟爱。然而它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只能作为一种调节机制而存在，不管人们如何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