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古代史上中外友好交往的黄金时代。其中，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更是别具一格、独具特色。两国不但互派使者，而且高僧往来密切，在频繁多样的交流中，唐朝吸收了印度音乐、历法等优秀文化，并把中国的先进文化传播至印度。

　　唐朝政府一直很重视与印度的官方往来，不断向印度派遣使者，而印度也多次派遣使者来华。据《旧唐书》记载，摩迦陀国曾遣使朝贡，献火珠、郁金香及菩提树。伽没路国曾贡奇珍异物及地图，并请求赐予老子像及《道德经》。五天竺国王曾共同来朝贡并遣使进贡方物。根据《册府元龟》记载：南天竺国曾遣使献豹及五色鹦鹉、问日鸟，唐朝以锦袍、金带、鱼带等赐其使者。公元737年，东天竺国来献胡药、卑斯比支等及梵本杂经论、持国论、占星记梵本等。

　　为研习佛法、宣扬佛教，两国的高僧往来密切。唐朝赴印高僧隆法师、玄奘、道生、玄照、道希、明远、义净、僧哲等事迹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宋高僧传》等史书上均有记载。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公元627年至650年,隆法师曾赴北天竺,诵习梵本《法华经》。而同一时期，玄奘也赴印求法。他不但著《会宗论》和《制恶见论》，而且还携经律论梵本520夹657部以及佛像、花果、种子等返国。后受命撰述《大唐西域记》，先后译出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公元650至665年，玄照、道希、明远等五位僧人也赴印译经求法或求取延年药。公元671年，义净又往天竺求法，得梵本经、律、论400部。后来，他在洛阳、长安译经61部239卷，撰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僧哲也曾赴东天竺，研习佛法。而《宋高僧传》则记载，慧日于公元719年赴天竺，著有《往生净土集》。公元743年，含光抵天竺学佛法。公元753年和公元789年，张光韬赴印研习律仪，携梵本《十地》、《十力》及佛牙舍利等归国。

　　与赴印求法高僧遥相呼应，当时印度来华的高僧也络绎不绝。如释跋日罗菩提、阿月跋折罗、戌婆揭罗僧可、般刺若都为当时来华的著名高僧。释跋日罗菩提，汉语名为金刚智，他奉旨翻译《瑜伽念诵法》两卷、《七俱胝陀罗尼》两卷，《曼抒室利五字心陀罗尼》、《观自在瑜伽法要》各一卷。阿月跋折罗，汉语名不空金刚，曾进献尸罗迷伽表、金宝璎珞等物并译《密严》、《仁王》。再如戌婆揭罗僧可，汉语名善无畏，曾译出《大毗卢遮那经》，《苏婆呼童子经》三卷，《苏悉地揭罗经》三卷，《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一卷。般刺若，汉语名智慧，译出《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经》十卷，《华严长者问佛那罗延力经》、《般若心经》各一卷。上述两国高僧的往来交流，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加速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入，印度历法、音乐等诸多质素被中国文化所吸收。《新唐书》记载唐初沿隋制仍为九部乐，其中有天竺伎，天竺伎包括铜鼓、羯鼓、都昙鼓、毛员鼓、筚篥、横笛、凤首箜逅篌、琵笆、五弦、贝等，这是唐朝吸收天竺音乐的有力证明；天竺历法也传至唐朝并得到应用。《旧唐书》曾详细记载了天竺的迦叶孝威法和断日蚀法之事。而《新唐书》则提及瞿昙罗造光宅历，在公元700年至728年,曾被唐朝应用事宜。这些说明天竺历法已被唐朝人知晓并应用于日常生活。当然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是相互的，唐朝的先进文化也源源不断地传到印度。比如数学、史学、中医等。据记载，僧人义净在印度学习佛法期间，就常常借助中药为人治病，疗效很好，使印度人大为惊奇。造纸术、瓷器传到印度以后，更是对其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

　　唐朝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巩固了唐文化的领先地位，促进了中印两国的互相了解，在中印关系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

　　首先，在唐朝政府开明的政策引导下，印度的佛教、音乐、历法、医药等被广泛地传到中国，大大丰富了唐人的日常生活，使唐朝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五色鹦鹉、火珠、郁金香、菩提树、质汗等都是印度的独特物产，通过印度使者的传播，使中国人民加深了对印度的印象，更加认识了这个独特的国度。从中国高僧学习和研究印度佛教和唐朝对印度历法、音乐方面的吸收史实来看，虽然唐朝文化在当时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但唐朝政府并不故步自封，相反，却以更加开明更加开放的姿态去对待异域文化，并广泛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这不仅没有削弱唐文化在世界的中心地位，反而使其更加博大精深，文化的领先地位更为牢固。

　　其次，促进了印度文化尤其是佛教的传播。两国高僧的交流往来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本土化。佛教文化来自印度，是舶来品，通过众多中印高僧的往来传法，加上唐朝时期政府重视佛教，民间信仰佛教者甚多，掀起佛教传播的高潮。

　　第三，加强了中国文化向印度的传播。由于中国文化的向心力和发达程度，对印度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优秀的中国文化成果先后传播到印度，例如道教代表人物老子及《道德经》就是这一时期传至印度的，它加深了印度人对中国道教的理解。中医、造纸术和瓷器的流传，更是对印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