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有无“国教”？

中国的“大传统”是“无神论”的——中国的“唯物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因此，人们普遍地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这种看法基于“宗教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化的行为和信仰体系”。

不过，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人也有宗教信仰，那就是儒、释、道。如果按照这样的看法，中国人信奉的宗教就太多了，它显然还应该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甚至鬼神迷信等等。因此，本文认为，看待中国有无“国教”的问题，应该结合中国民间世俗社会的“小传统”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要看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究竟是怎么想、怎么说和怎么做的。而且，我们还要将这个“小传统”放进历史的框架之内，因为信仰不可能凭空产生，肯定有其“深层次的结构”。

“深层次的结构”就是一种社会化的心理结构，也可以说是“民族精神”之类的群体特征，甚至是一种历史无意识。譬如，与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可以媲美的“史华慈问题”这样论述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在中国历史中，有一种思想特质似乎贯穿它的发展……有一个恼人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相异的替代品？”

史华慈所谓的“中国历史的深层结构”其实就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然而，它为什么存在？史华慈给出的解答是，中国的传统士人惯于把这个深层结构的替代想成是“乱”，所以不敢去质疑或挑战这个深层结构。实际上，这已经构成了中国的“大传统”。除此之外，中国人似乎再也没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究竟有没有一种社会心理，能够将中国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勾结起来。如果有，那么它将起到一种“国教”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普遍信仰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中国人普遍信仰的东西，其实就是“吃”和“拿”！“吃”和“拿”，就是中国的“国教”。这不是我的发现。一篇网络奇文《中国就是“吃”和“拿”》这样写道：人生在世，吃拿二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国民性乃至生活方式。当初设计汉语拼音系统的先贤们是否注意到中国英文国名“China”意为“吃”（拼音Chi）和“拿”（拼音na），还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上苍自动安排中国国名“China”的汉语之意为“吃拿”，以致名副其实，名正言顺，言顺事成，这样一来就成了名正则吃顺，吃顺则拿成！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泱泱大国，巍巍中华，茫茫人海，滚滚红尘，悠悠岁月，贯穿始终的竟然是吃拿二字，这实在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莫大悲哀和无限遗憾。

本文的任务就是指出：“吃”和“拿”作为中国的“国教”，的确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不过，还不仅仅是天意和巧合，更是人为的努力。它不是“当初设计汉语拼音系统的先贤们”的自作聪明，而是贯穿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的集体记忆，也是西方作为“他者”对于中国人的原初映像。也就是说，“吃”和“拿”贯穿着中国的古今和始终。

二、“吃”是几千年不变的原始崇拜和生活方式

笔者认为，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是唯一“延而不续”的文明。（再扩大些，它还包括印第安文明。）（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本博下一篇文章《中国文明是唯一“延而不续”的文明》的任务。）而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都被人类继承和发扬了。为什么中国文明“延而不续”？因为中国的传统文明是一种无法进化的原始文明。

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最大区别就是思维方式的差异，原始人的思维方式是“前逻辑”的。对于“前逻辑”，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这样描述：“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以其本质上神秘的性质有别于我们的表象，原始人的意识已经充满了大量的集体表象，靠了这些集体表象，一切客体、存在物或者人制作的物品总是被想象成拥有大量神秘属性的”，也就是说，在原始人的意识中，只存在一个世界，实在体系和精神体系没有相互区别，现象之间也没有客观联系，而只有神秘联系。中国文明历来就在延续着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将阴、阳世界不分，我们祭祀古人、祖先的方式就一直在继承这个思维传统。

原始文明开始于农业。本博上一篇文章《从“支那”到“China”——西方人如何称呼“中国”？》已经提到，中国的古文明开始于荆楚，西方人对中国最早的印象是支那。在今天的苗语中，“荆楚”指宽广的田野，“支那”即水田之乡，水田多的国家。闻一多说过：“伏羲本是苗族的祖先。”上古时期，苗族先民早于汉族进入农业社会，所以汉族先民称苗族为“田里种草（稻）[《说文》注：草生于田者曰苗]的人]”，称苗族先民发明农业的人为神（农神）。

今天的苗族就是神农的后裔。今天的苗语词“神农”，用苗文和国际音标记音，即写成为shei nong，“shei”音译成汉字即“神”，意为会、会做；“nong”译音成汉字即“农”，意为“吃”、“吃食”或“稻、粟”。苗语“神农”全译意，即为“会吃”、“会吃的人”、“会种稻粟”、“会种稻粟吃的人”、“发明农业的人”。

伏羲、女娲、神农，此“三皇”者，也是中国的人文始祖。伏羲是捕鱼打鸟的，女娲是生儿育女的，神农是植谷种稻的。他们与“两巴”（即嘴巴与鸡巴）有关。中国的文化至今仍然是“两巴文化”，而西方的文化是“两希文化”（即希伯来和希腊）。中国的原始崇拜，和西方的宗教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中国人“唯物”，因为眼中只有物质；而西方人“唯心”，因为他们追求精神。

中国人至今保存着用牺牲祭祀鬼神的传统。翻开北京大学陈来教授的著作《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我们不免怵目惊心。一部中国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史，全部都是活人活物喂食鬼神的历史。源自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其实是血淋淋的原始崇拜。作者写道：“夏祭先用血腥不熟之物祭，认为应以血气迎神；殷人未杀牲之前作乐，认为应先以乐声降神；周人则在迎牲之前以玉制器皿斟酒浇地，以臭气降神。”

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汉字里有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我们的文化信息和密码都在汉字里面了。然而，汉字天生就是一种“生物位格”的文字，也是血淋淋的原始崇拜的产物，因为汉字起于卜筮。在别的文化中，文字是写在纸草或泥板上的，而汉字则写在动物的骨头上。所谓卜筮、礼乐文化，不过就是借助鬼神的名义，大吃大喝一顿。甲骨文的“禮”其实就是酒肉穿肠过的奢侈浪费场景。而中国的“礼”之多，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所谓“周礼”就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说法。

可见，中国无论“大传统”也好“小传统”也好，终归一个字：吃。正如鲁迅所说，“吃”文化在中国具有“国教”的地位。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用“唯饭史观”代替中国人的“唯物论”。其实，这是讽刺陈西滢的。陈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闲话》中说：“我是不信唯物史观的，可是中国的政治，我相信实在可以用唯物观来解释，也只可这样的解释。种种的战争，种种的政变，出不了‘饭碗问题’四个字。”

三、“拿”是“吃”的现代畸变，是新的“中国拜物教”

传统中国及其文化土崩瓦解之后，我们被迫加入到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行列之中。遗憾的是，由于中国人缺少精神进化，因此，除了为世界打工，为大国买单之外，我们毫无创富能力。所以，吃大户，拿国家的公共资源，就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选择。

《中国就是“吃”和“拿”》这样描述：中国人特有的“吃”和“拿”更多地集中体现在中国官场上，仅2008年公费吃喝、公费出国、公费用车，就花了纳税人9156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公职人员的福利津贴、奖金等），其中3000多亿元人民币用在“吃”上，另6000亿元人民币花在“拿”上——拿纳税人的钱公费出国、公费用车。所有这些“拿”都是披着“合法”的外衣的，更多的“拿”则是非法的贪污。中国的贪腐情况之严重，业已引起国际的广泛关注。2005年9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反贪腐倡议”研讨会上发表报告指出，随经济改革，中国的贪污问题日益猖獗。仅在2004年度中国潜逃贪官就多达8300人，涉及贪污的金额高达6830亿元人民币，占整个中国GDP的5%。

“拿”也是中国企业的经营之道。欧盟和美国之所以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特殊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能够从政府那里获得“特殊的”利益或“优惠政策”。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许多国有、半国有或一些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企业享受着政府的高额补贴、许可证优惠，使它们在运营中享有特权。

正如秘鲁著名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所言，由于“缺少一套系统化的正规所有权制度，现代化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出现”。之所以能够“拿”，除了制度设计外，中国的文化特质也是导致“拿”风猖獗的原因。中国至今没有完整的产权制度，而产权制度是一种精神认知结构，原始思维状态下的中国人是不可能看到这种制度的奥妙的。而在没有完整的产权制度的社会条件下，依靠强盗逻辑“拿”公家的东西或抢别人的东西，就成了大爷。鲁迅希望中国人搞点“拿来主义”，学习西方的长处，可是，中国人“拿”来的都是糟粕。

四、余论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中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尽管本文将“吃”与“拿”誉为“中国国教”，但它们不过是传统文化的原始思维特征的表现形式。谭其骧说过，“中国文化与现代化无关。”这也说明，“吃”与“拿”只能是一种个体特征，而不应该允许其成为中国人的群体特征。遗憾的是，中国人只有类型特征，而无殊型特征，就像老鼠那样，一窝都是一个样，“吃”着，“拿”着，并快乐着。

中国人迫切需要精神上的进化，否则，我们的生存即将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因为，所有的欧亚大陆上的古代文明都延续而进化了，只有中国文明是唯一“延而不续”的文明。对这个问题的揭示和论述，是本博下一篇文章《中国文明是唯一“延而不续”的文明》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