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最早可以上溯至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中国幽闭国门的鸦片战争;而国人真正具备自觉的现代意识，把现代化看作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变革过程，则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五四”时期，一批具有新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像他们的前辈改革者那样，试图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而且进一步把这种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文化上的蒙昧和道德上的堕落，从而掀起了一场“砸碎孔家店”、摧毁旧道德的新文化运动。在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们看来，西方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昭示了一种进步的新前景，而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各方面都不如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西方文化论战中，陈独秀针对梁启超等人的“西方文化的优势在于科学技术，东方文化的优势在于伦理道德”的观点明确表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说到底就是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差异，而造成如此差异的原因就在于有无民主和科学。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陈序经则认为，西洋文化代表着现世的趋势，它远比中国文化进步，因此要想救治中国的危亡，必须“全盘西洋化”。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使他们具备了自觉的现代意识;但同时也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造成了一种误解，那就是简单地把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起来。

　　从历史角度看，现代化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最初确实是从那些率先完成了政治革命和经济变革的西北欧国家(荷兰、英国等)发轫的。而后，又与西方列强所推动的殖民化浪潮相互激荡，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从北向南、从西向东的扩展涟漪，将非西方世界的那些古老文明国度和蛮荒之地裹挟进西方文化的巨大阴影之下，使其走上了一条畸形现代化(殖民现代化)的道路。可以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现代化与西方化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们来说，要想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从根本上进行西方化改造。但二战以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和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现代化开始与西方化逐渐剥离，成为世界上各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共同追求的社会目标。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认为，20世纪全球政治地理经历了从一个世界到三个世界，再到多个世界的变化。在20世纪二十年代以前，西方可以名符其实地称之为“全球帝国”，全世界几乎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西方文化俨然成为全世界的教师和典范，因此现代化也就等于西方化。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包括中国、印度等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这样一种三足鼎立的格局。现代化开始与西方化相分离，成为三个世界共同追求的社会目标。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一个以文化为基本标志的多极世界格局逐渐形成。于是，现代化不仅与西方化相分离，而且也开始与特异性的文化因素相联系，从而出现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印度特色的现代化、伊斯兰教特色的现代化等诸多的现代化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本土文化就成为现代化根苗得以滋润和茁壮生长的重要土壤，“现代化而不西方化”则成为当今非西方世界的一种普遍应战模式。清晰地认识到现代化发展历程的这种复杂性，厘清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将有助于我们重建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更多地表现为器物和制度方面的一系列可量化的指标，具有普遍性的特征;而文化实为“以文教化”，即特定历史——地域范围中的人的性情陶冶、品德教养、宗教信仰和价值熔铸，它具有特异性，构成了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如何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在文化上避免落入西方化的窠臼?这已经成为非西方世界、尤其是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东方各国人民共同关注的问题。由于非西方世界的本土文化曾经在殖民化过程中历尽摧残，因此上述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在现代化背景下进行文化重建的问题。“冷战”结束以后，东方各国的社会精英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度规范的同时，自觉地提出了一种振兴本土文化的要求。

　　中国作为亚洲的一个古老文明国度，与印度、阿拉伯地区一样经历了殖民时代的苦难;在获得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之后，也与上述国家和地区一样面临着文化重建问题。如何建设一种既具有中国特色、又适应时代潮流的当代中国文化，这对于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社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泱泱大国在经济腾飞和政治改革的同时，必须确立一种相应的文化身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仅靠发展经济和改革制度，它同时也要求文化的自我更新和精神重铸。眼下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或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趋势，正是顺应了这种时代要求，它毋宁说是当前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和大国权责意识觉醒在文化上的必然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它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提供了一套安身立命的人生理想、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铸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具有一种历史的合理性。虽然儒家文化自汉武帝以来被定于一尊，并通过隋唐以降科举制度的中介，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构成儒家文化之内蕴的思想学说仍然具有许多可资借鉴的精华成份。“五四”运动时期的激进批判者们把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切罪过都归咎于儒家文化，这种做法未免有些矫枉过正，事实上儒家文化与封建专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然而，无情摧残孔孟之道的“文化大革命”却在中国人的道德良知方面留下了太深太深的伤痕，至今仍然无法愈合，这恰恰表明儒家文化对于中国人安身立命的重要意义。

　　在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今时代，儒家文化所倡导的道德理想无疑具有陶冶良知和匡正人心的巨大作用。儒家所强调的“四端之心”，旨在于发掘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人性良知;儒家所提倡的“忠恕之道”，侧重于发扬爱人之心和宽容之怀;儒家所弘扬的“浩然之气”和君子人格，致力于激发人们心中的自强精神和高尚情操;儒家所培养的忧患意识和“天下为公”理想，有助于强化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意识和道义精神;甚至儒家所推崇的重人事、轻鬼神的实用理性精神，也与实践唯物主义有着某种思想默契之处。这些因素都可以在文化重建的过程中合理地转化为当代中国人的道德资源和精神底蕴。至于儒家文化中的那些糟粕性成分，例如维护封建秩序的伦常纲纪、摧残人性的礼法制度、唯我独尊的道统观念，以及传统文化中的纖纬占卜、神仙巫术等迷信思想，由于与当代社会的科学理性和民主精神相违背，所以应该坚决地予以批判和摒弃。总之，我们应该遵循科学发展观，以一种自觉的批判意识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扬其精华，弃其糟粕，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