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与季老在病房中攀谈

    宋代伟大的词人辛稼轩写过一首词牌叫做“丑奴儿”的词：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要勉强说愁，则感情是虚伪的，空洞的，写出的东西，连自己都不能感动，如何能感动别人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千万不要勉强写东西，不要无病呻吟。即使是有病呻吟吧，也不要一有病就立刻呻吟，呻吟也要有技巧。如果放开嗓子粗声嚎叫，那就毫无作用。还要细致地观察，深切地体会，反反复复，简练揣摩。要细致观察一切人，观察一切事物，深入体会一切。在我们这个林林总总的花花世界上，遍地潜伏着蓬勃的生命，随处活动着熙攘的人群。你只要留心，冷眼旁观，一定就会有收获。

    ——季羡林

    恩师季羡林先生终于还是没有能够跨越100岁的门槛，于7月11日撒手远行。随他而去的，是一大串耀眼的光环。其中有的尽管是季羡林先生生前屡屡表示要辞去的，比如“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也依然被媒体和公众善意地“强加”在季羡林先生的身上；有的则是连季羡林先生本人都没有表示过拒绝的，学界公认他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

    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样的排序也很有值得我们思索的地方：“作家”被列在最后。这也很可以反映出，在大众的心目里文学创作在季羡林先生的成就中所处的地位。北京大学正式发布的“季羡林先生讣告”也称先生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更是了无“作家”的影子。可见，这是相当普遍的看法和认定了。

    问题是，假如忽略了季羡林先生持续了八十多年的文学创作，我们就不仅抹去了季羡林先生在文化领域的一项重要活动和成就；而且也无法对一个谜团作出有效的解释。

    季羡林先生的去世在公众中引发的巨大反响，足以表明，作为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老人家赢得了大家的心，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季羡林先生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的难题。我在前不久出版的《季门立雪》的封底，特意标出这一段话，相信季羡林先生也会认可的：“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无论是对于研究中印关系史、印度历史与文化、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吐火罗文、糖史，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工作、成就、造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极其冷僻的专业领域，很少有人了解。那么，是什么造就了季羡林先生在公众中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呢？又是什么充当了一位象牙塔顶端的学者和社会公众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呢？我想，假如说不是唯一的话，季羡林先生持续了八十年的散文写作和相对后期的杂文创作正是起到了最重要的桥梁作用。

    根据很难说是完全的统计，近20年来，有100家左右的出版社出版了200多种季羡林先生的文集，其中绝大多数就是散文和杂文的选集。季羡林先生的学识魅力与人格魅力，他的热爱故国、坚守良知、醉心学术，他对文化传承、交流、弘扬、发展的毕生努力，他对东方文化乃至人类文明未来的深切关怀和远见卓识，都是通过以散文和杂文创作为主体的文学活动传达给社会公众的。

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决不下笔去写

    同时，如果我们不能真切体认季羡林先生的文学情缘，那么，我们就不能说真切地理解了一代宗师的生命。季羡林先生不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人，但是，他的内心世界深邃而丰富。由于独特的人生历程，文学写作起初是季羡林先生只为自己保留的一扇永不关闭的窗户。和很多人一样，季羡林先生是由文学青年开始自己的文字生涯的。虽然他后来并不以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专业，但是，文学陪伴了季羡林的一生。

    一直到大学毕业以前，离开自己的母亲，从老家清平到济南投奔叔父的季羡林先生，心灵深处埋藏着寄人篱下带来的压抑，这也使得原本丰富的感情不断地内敛积聚。季羡林先生自己最喜欢的几篇散文都在这个阶段写成发表：《枸杞树》、《黄昏》、《回忆》、《年》、《兔子》、《母与子》、《红》、《寂寞》。这些为他带来文坛声誉的散文感情浓郁、笔触细腻、内容隐晦、思绪深沉、情调感伤。也就是在这个阶段，离开今天将近80年前，季羡林先生形成了他的一部分的文学观。他在1931年11月14日的日记里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最近我才觉得我的兴趣是倾向象征的唯美的方面的。我在德国作家中喜欢荷尔德林，法国喜欢魏尔仑、波德莱尔，英国布莱克、济慈以至其他唯美派诗人。不过这些诗人的作品我读的并不很多，我所谓喜欢者大半都是byintuition (直觉地)。然而即便，他们的天才总是能觉得到的。我主张诗要有形式，与其说有metre（格律）、有rhyme(韵律)。以前一个时期，我曾主张内容重于形式，现在以为是不对的。散文（尤其是抒情的）不要内容（形式？）吗？”我们可以发现，对文学形式的美的追求实际上贯穿了季羡林先生的整个写作生涯。

    留德十年，季羡林先生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各种古代语言的学习和研究上了。生活因为战乱而艰辛，情感由于思念而沉重，文学不仅没有离开季羡林先生，反而成了最重要的寄托。在这段时间里，季羡林先生的文笔记录着他所看到的、感受到的一切：比如《Wala》就描述了旅途中遇见的一位美丽的波兰犹太女孩，笔下洒满了凄绝的美艳，充满了哀婉的同情。我想说的是，季羡林先生在这一时期的日记至今尚未发表，从他自己引用的有限的几段来看，完全是自有内容的唯美的文学佳构。后来风行于世的《留德十年》所依据的主要就是日记，季羡林先生晚年的好几篇脍炙人口的散文，也应该是来源于此。

    回国以后不久，中国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新的时代开始了。学术环境和条件的改变，使得季羡林先生不得不改变了自己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研究专业，无奈地开始了实际上的改行或者偏行。但是，和文学相关的工作却开始占据了季羡林先生的发表目录。除了多种语言的文学翻译以外，主要就是散文创作。这个时期的散文，充满了独特的时代气息。1961年到1965年，是季羡林先生学术研究的黯淡期，却是文学创作的丰收期，一共写作了27篇散文。季羡林先生自己很感满意的《春满燕园》写于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1962年。季羡林先生多次讲过：“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决不下笔去写。”而1962年吹拂到知识界的春风让他感动了，于是，季羡林先生写下了“我们不栽兰，不种竹，我们就把春天栽种在心中”、“即使到了金风送爽、霜林染醉的时候，到了大雪漫天，一片琼瑶的时候，它也会永留心中，永留园内，它是一个永恒的春天”这样抒情的字句。这篇文章发表后真可谓洛阳纸贵，被收入了中学和许多大学的课本。

    可惜的是，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春天，转瞬即逝。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一张批判季羡林先生的大字报，批判的正是《春满燕园》。

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浩劫以后，已经步入老年的季羡林先生迎来了自己最辉煌的岁月。辉煌岁月的开端正是一篇接着《春满燕园》的散文《春归燕园》。这个时期的季羡林先生，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行政工作都极度繁忙，以“不知老之将至”的豪情拼命抢回失去的时间。这是黄金般的收获季节，散文佳作更是叠出不穷。然而，作为一位长寿老人，纪念、悼亡、回忆渐渐成了季羡林先生文学创作的主题。大众都被这些文字绚烂归于平淡的深情所打动。亲人，甚至连钟爱的女儿也走在了自己的前面，1993年，季羡林先生在名篇《二月兰》里写道：“曾几何时，到了今天，老祖和婉如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老祖和婉如的走，把我的心都带走了。如今，天地虽宽，阳光虽照样普照，我却感到无边的寂寥与凄凉。回忆这些往事，如云如烟，原来是近在眼前，如今却如蓬莱灵山，可望而不可即了。”记忆，无论多么遥远，越来越频繁地浮现在晚年的季羡林先生的脑海里。那段留学德国期间虽然朦朦胧胧，却也缠绵悱恻的爱情，那位美丽的德国姑娘Irmgard,都随着季羡林先生的笔流淌了出来：“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问。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1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当然是杳如黄雀。如果她还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这一段文字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几年前，有一位读者专门到哥廷根去寻找Irmgard的故事。事实让他惊呆了：Irmgard居然还健在，终身未婚，不仅健在，50多年来连家都没有搬过，只不过搬到了二楼，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搬动，搬走了1983年的重逢！那架为季羡林先生打印了包括博士论文在内的留德期间所有论文的打字机依然在桌子上，一切就像昨天那样。那位好心的读者拍回了一身红衣的Irmgard的照片，我知道，季羡林先生看到了。

    季羡林先生的文学情缘是功德圆满的。这位毕生从事全世界都没有多少人懂得的希奇古怪语言的释读和研究的学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世人留下了两部绝对称得上是文学作品的薄薄的巨著：《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

    2009年7月12日，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季羡林先生灵堂里以及外面的广场上，满是前来为老人送行的人。我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见过季羡林先生；但是，我清楚地看到，很多人的手上都捧着《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