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任继愈两位泰斗级的文化老人同日谢世，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冲击波。这几天，无论网上网下，缅怀文字随处可见，而且大多数并非敷衍，字里行间足可见其发自内心的痛惜。

    　两位老人学高德劭，一直到最后均仍在进行着学术思考。如季先生最近还提出了“季四点”建议和“大国学”概念；而任先生所主持编纂的《中华大典》等仍未完成。所以，即使他们是高寿善终，俗称“喜丧”，亦仍难免人们的痛惜。不过看当下之舆论，痛惜于两位老人逝世者如此之多，或亦有人难免“意外”之感。

    　他们两人的具体学术研究内容，其实都是离普通人比较远的——季羡林先生以研究极其生僻的古文字为主，任继愈先生研究的也是不无枯燥的哲学和宗教史。可以说，除了季先生的一些散文尚能被人们所知悉以外，他们两人的主要学术成就，可以说基本上与普通人无涉。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和形象仍然离许多人都如此之近？可以肯定地说，人们的痛惜，既非担心他们学术衣钵无继，更非单纯的“物伤其类”天然情感反应。

    　笔者认为，两位文化老人身后的备极哀荣，根源或在于近年来的“文化老人明星化”现象。

    　如同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不知何时，社会刮起一阵学者风，但凡有学识外加有点地位的学者都被挖了出来，被搬上讲坛，供人们如数家珍般地评述。”近些年来，“文化老人”几乎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概念，至少已经成型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备受人们的关注和尊崇。这种尊崇的态度，与那些老人研究的是什么内容或自己是不是能读懂无关，甚至与其“文化”究竟是否名副其实都无关。只要其年龄够大，学有专长或曾经学有专长，都能不同程度地成为明星人物。

    　总起来看，这应该是一种值得首肯的积极现象。首先，“文化老人”们明星化，证明了人们对传统文化不断流失的担忧，以及重拾和试图光大传统的努力。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曾连续遭遇了几十年的破坏，近二三十年来，不少对时代文化感觉彷徨无依者，希望能够重拾传统，找回原来的道路，这时候就特别需要“文化老人”的存在，因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传统的路标。

    　“文化老人”的存在，很多时候还是对于现实文化现象的一种对抗。近些年来，一些令人不安的劣质文化或伪文化现象不断出现，敢于自诩“我是流氓我怕谁”式的文化人物越来越多。就社会维持健康的文化风气而言，确实需要多几个真正的文化大师供人们崇敬，以祛除那些劣质文化和伪文化之毒。诸多“文化老人”之所以被尊为大师，便与这种背景有关。

    　或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环境的存在，许多人所缅怀、感伤的似乎并不单独是季羡林、任继愈两位文化老人的逝世，而更是大师稀缺——甚至有人感慨“最后的大师也去了”；而对逝者的缅怀，也须臾没有离开关于学术风气、文化命运等问题的讨论。

当然，还有些“文化老人”，其实是被文化工业所利用的标签，是文化商业所消费的对象。在商业社会，这种现象自然是无法避免。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然而现在的“文化老人”却大多都不寂寞。不是他们不愿意寂寞，而是他们实在无法选择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