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季羡林

 “我四十多岁的时候编《中国哲学史》，当时恰好找到我，如果找到别人，也一样能编出来。”——任继愈

任继愈11日凌晨4时逝世：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因病医治无效，于7月11日凌晨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

季羡林11日9时辞世：7月11日上午9时，我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记者当天上午从北京大学获悉，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

能够做到让人们自愿的尊敬一个人，实属不易，更何况他们是如此的令人敬仰，他们的贡献是默默无闻的，但是他们留给人们的东西却是珍贵的，有名的。

很多年轻人恐怕是不晓得这两位国学大师，特别是90后的人，我相信做为文化圈里的泰斗，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他们的精神和留下来的东西，将会给更多的人，特别是学习文化的人来说，会有更多的收获。

走了，他们去到了天国，在天国里，哪里有很多名人吗？哪里有很多像他们这样为中华的文化付出的国学大师们吗？

你们都全到哪里了，而现实世界的，还有几位对中国付出的大师们还留在人世，现在的人浮躁，专研不严谨，没有多少成果，令我们这辈人欣慰。

还有很多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到处作假，还有一些所谓的名人，更是夸夸其谈，没有实际的东西。可以说，在文化这个博大精深的圈子里，他们还很稚嫩，但是他们什么时候成熟起来呢？

我们还能等到有我们自己的新的国学大师吗？我们还能看见更多令人尊敬的人出现吗？两位国学大师带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辉煌，带走了一个时代。

而现在这个时代，有几人能推动一个自豪的时代呢？

任继愈、季羡林同日辞世 让大师的灯盏照亮未来

廖翊  新华网

　　2009年7月11日，当代中国两位学术泰斗任继愈、季羡林同日辞世。

　　从学术成就来看，就学术影响而言，或拿治学品格以论，两位先生可谓学贯东西、享誉中外、德高望重，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国学大师。在一个需要大师的国度，在一个大师稀缺的年代，一天之内陨落两颗巨星，学界痛悲、举国痛惜！

　　互联网、手机、电话……现代资讯快速传递着国人深深的震惊和哀痛。透过人们以各种方式留下的悼念和心语，我们不难看到人们对大师的珍惜，对大师的呼唤！

　　大师非一日可造就――让我们暂抑伤痛，在泪光中回望两位大师的生命脚步，感知他们成为巨材的心灵旅程。

　　“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面对破碎的山河，年轻的任继愈如此自问，并从热衷研究西方哲学转而关注脚下这片困难的土地。祖国、人民，夯筑起他学术的坚实根基。

　　“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基于此，年轻而贫寒的季羡林没有选择实用显学，在炮火纷飞、长年饥饿的异国他乡开始了艰涩的梵文、印度文和佛学的研究。对人类文化、对人类和平的热爱，使他掌灯到生命最后一刻。最朴素的情怀，决定了他们最执著、最长远的学术之路；思想、人文的高度，确立起他们学术的制高点。

　　 而他们终成大学者，靠的是踏踏实实的严谨治学，靠的是为学术而死的殉道精神。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老子全译》《中国哲学史（４卷本）》《中国佛教史（８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７卷本）》……浩瀚著述，让人叹服任继愈经年累月的求索跋涉；在季羡林的著作中，光是一部文革困境中译就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９万余行的泣血文字足以让后人心灵震颤！

　　“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季羡林曾这样答问。“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他如此形容自己的苦苦求索、精益求精的漫长学术岁月。这盏孤灯，曾映照面壁苦修的达摩，相伴敦煌临摹的张大千，也照亮着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治学之路和修行之道；他们执掌的，是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知识、对文化的信仰与忠诚！

    “任继愈把传统贤人的风范转化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情操，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

　　“季羡林是令人尊敬的国学大师，但他的贡献和意义远在其学问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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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以使命和责任为发端、以严谨求实为阶梯的学术追求，决定了两位大师淡漠名利、甘于寂寞的品格和风格。在喧嚷浮嚣的世风中，两位年过九旬的大师愈加散发出陈酿的芬芳和人格的魅力，凸显出两位大师之于当今社会巨大的财富意义。

　　“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今天，两盏燃烧了90多年的油灯终于耗尽了最后一滴膏油，顽强燃烧到最后一息。让我们从大师手中接过这余热尚存的灯盏，注入新的热血和信仰，点燃起新的光焰，照亮我们的社会，照亮我们的心灵，照亮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