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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陈平原像：李媛 绘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近年来一直从事大学史的研究，2010年是北大中文系建立一百周年。在百年的风云变幻中，大学中文系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作为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中文系还能否站得住脚？ 大学中文系设立时的目标、要求是什么？与现在相比有什么重要变化？ 陈平原：学科建制和课程设计之间，有联系，但不能混同。办大学，必然有本国语言文学的教育，但京师大学堂创办初期，并没有明确的科系划分。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称，大学堂分八科，其中文学科分九门：中国史学门、外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国文学门。一看就是纸面文章，以当年中国的人才储备，根本做不到。1910年3月底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正式成立，其中文科也仅设立了中国史学门和中国文学门。换句话说，“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正式的科系设置，以北大为例，只能追溯到1910年。 每个科系的创建，都包含办学宗旨、培养目标、学制规划、课程设计等；而所有这些，往往随时代的变迁而移动。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语言文学系，不但有文学教育方面的课程（如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民间文学、比较文学等），语言研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1959年起，北大中文系最早创建了古文献专业。今天中国大学的中文系，像北大这样文学、语言、文献三足鼎立的，还不是很多。至于“语言”“文学”并举，则是共通的。其实，1919年北京大学“废门改系”，为便于交流磋商，国文系教授会就曾决定“教员会分五种”：文学史教员会、文学教员会、文字学教员会、文法教员会、预科国文教员会，这已经隐含了中文系内部“语言”与“文学”两大专业的分工与合作。虽然现在各大学状况不一样，但中文系最核心的，无疑是本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您能否从具体的课程谈谈这百年来中文系的变化？ 陈平原：要谈百年中文系课程的变迁，可以用“现当代文学”作为例子。1929年，朱自清在系主任杨振声的支持下，率先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此后，有不少大学跟进；但很长时间里，“新文学”的教学始终不占主流。那时的中文系，许（慎）、郑（玄）之学才是真本事，文学批评不受重视，更不要说“人人都能读懂”的新文学了。即便讲授古典文学，也是以考证为主。不过，随着新文学力量的不断成长，这一局面有所改变。真正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还是新中国建立后，执政党对这一课程的高度重视。要说改造旧大学，重建意识形态，在中文系所有课程里，没有比“现代文学”更好用力的了。 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发展，被纳入革命史的叙述框架。政府的强烈关注，导致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迅猛发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教现代文学的，要求政治上可靠，最好是共产党员。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学科又突然间“崩盘”。为什么？绝大部分作家都被打倒，只剩下“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除了鲁迅，就是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这一荒诞局面，随着“文革”的结束，很快成为路人皆知的“笑谈”。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相呼应，学术上便是“现代文学”学科的重新崛起。大批作家平反昭雪，大量作品重见光明，阐述“五四”新文化，于是成了对于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直接呼应。1979年的“思想解放”，似乎直接连上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正因此，“现代文学”这门课，既是文学教育，同时也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那时候，愿意研习中国现代文学的师生，大都有政治激情。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代人，是踏着“五四”的节拍走上历史舞台的。这一学科与现实政治的高度合拍，促使其一时间成为“显学”。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又有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视野及功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仍然是沟通校园内外思想文化的重要学科，但已经不再是“显学”了。外在环境，整个人文学科日渐边缘化，不再是万众瞩目的中心；内部结构，历史悠久且精品无数的古典文学重获自信，有很好的表演空间。要说知识积累及学术训练，古典文学比现当代文学更有优势，也更能吸引那些遨游书海的学子；但反过来，现当代文学与当下思想潮流的紧密联系，则使其显得生气勃勃，仍有独特魅力。还有一点，就是写作能力和学术训练之间的差异，比如，学楚辞汉赋的，我们只要求你阅读、理解和阐释；学现代诗就不一样了，除了接受知识，还可能激发灵感，追摹前贤。 之所以单挑出“现代文学”这一学科，谈论其兴衰起伏，那是因为，现代中国大学的文学教育不同于传统，主要落实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古典文学内部结构的变化，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如今成了教学的重点；第二，“厚古”但不“薄今”，开设专门课程，讲授近世乃至当下的文学；第三，为中文系学生开设外国文学课程，要求其“放眼世界”，而不仅仅沉湎于传统中国。 外国文学教学是怎么处理的？ 陈平原：这是个棘手的问题。中文系学生应该研习外国文学方面的课程，以便在世界文学的大视野中思考“中国问题”。问题在于，谁来教，怎么教。老北大有个很好的传统，中文系老师给外文系学生讲中国文学史，外文系老师给中文系学生讲外国文学史。给外系学生讲课，难度大，必须派好老师。可这个传统，后来难以为继。很简单，大家都想把好老师留下来，教本系的学生。这么一来，又开始互相挑剔对方派的老师不好。再到后来，要不中文系自己培养外国文学教师，要不改为专题性质的选修课，要不以比较文学专业开设的若干课程取而代之。目前的状态是，必修课的课时有限，政治课又不能减，各专业都力保自己的当家课。越是好大学，专业性越强，中文系里的外国文学课，于是变得“妾身未明”，处境颇为尴尬。我担心的是，这么发展下去，中文系学生的趣味与学养是否会变得太狭窄。当然，你不开课，喜欢文学的学生，照样也会阅读很多外国文学名著。但课程设置与个人爱好，有很大的差异；从长远看，制度性保障还是很重要的。 横向地看，我们大学的中文系与港台以及国外的文学系有什么差异？ 陈平原：北大百年校庆时，曾组织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各专业与国外同行的差距。我说看不出差距，因为根本没法比。跟哈佛东亚系比，那没有意义，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本国语言文学教育跟外国语言文学教育，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要比就得跟耶鲁英文系比，跟巴黎第四大学的法文系比，跟东京大学的国文系比，跟莫斯科大学的俄文系比，可这又一时三刻说不清楚。这话后来常被人引用。 我想强调的是，本国语言文学的研究与教学，除了传递知识、培养人才，还有义务介入当下的社会进程，在思想启蒙、文学革命以及文化创新中发挥作用。这一点，外文系很难做到。在中国大陆，外文系除教学外，主要贡献是引进外来的思想、文化、文学，与中文系的热衷于介入当下，双方的定位与功能不太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现当代文学”课程对于大学中文系的作用。各大学教现当代文学的，大都有政治理想、社会情怀、能言善辩，以及介入当下文化建设的巨大热情。这么说，不包含价值判断，我只是强调，做鲁迅研究的，容易与现实对话，其著述本身很可能就有现实关怀。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中，最容易成为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的，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学术研究与文化情怀，有时很难兼得。比如，做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经常在报纸上写文章，学术性不强；做古典文学的，花几十年功夫写一部书，拿出来沉甸甸的。一虚一实，难免有隔阂。对中文系而言，我们必须有雄厚的学术积累，也应该积极影响社会进程。学有根基且能引领风骚，这是最理想的。但大部分情况下，只能分工合作，各有各的合理性。在我看来，本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不仅是一种专门知识，也是一种介入社会的激情，一种积极参与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力量，这样，中文系才会有生气。 港台以及国外的语言文学系也有这样的特点吗？ 陈平原：相对来说，没有我们这么明显。台湾以及香港的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外文系教授在引领风骚。这受制于大的政治环境，也跟教师构成以及公众兴趣有关。九十年代以后，台湾各大学中文系开始活跃起来，不再满足于当“老夫子”。但政治形势变幻莫测，台湾文学所（系）迅速崛起，其中牵涉到文化认同、主体性、校园政治等一系列问题，中文系处境不是很好。另外，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相对隔阂，也是个大问题。在 现在中文系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成为作家、研究人员，还是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 陈平原：“关注现实”是一种情怀，不是职业；任何人都可以“关注现实”，但也都可以“闭门读书”。这方面，我希望尊重个人选择。至于培养目标，各大学情况不一样。一般来说，越是好大学，专业化程度越高。作为本科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文学创作。罗常培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杨晦先生在五六十年代，都曾强调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他们的意思是，能否成为好作家，主要靠个人天赋，靠机遇，靠生活经验，而不是技术培训。所有伟大的作家，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天才”；一定要按照既有的规则来训练，效果不好，也没什么意义。此外，作家只是中文系培养人才的一部分。用出不出大作家来衡量一所大学中文系的水平，不是很合适。 那么大学中文系的教育对文学创作有作用吗？ 陈平原：从文学史上看，大作家不是大学里刻意培养出来的。像鲁迅、郭沫若都曾在日本留学，但念的是医学，不是文学。也有中文系出身的好作家，近在眼前的，像贾平凹是西北大学毕业的，韩少功是湖南师大的，刘震云是北京大学的，叶兆言是南京大学的。但这样受过“科班训练”的好作家，数量不是很多。王安忆、残雪、莫言、余华等，没念过一天中文系，同样写出好小说。这怎么解释？我的说法是：文学很重要，但主要是修养，而不是技艺。没读大学的，若有天分以及好的机遇，可以成为优秀作家；念了中文系或外文系的，不见得就能写出好诗或好小说。但反过来，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对于作家之“厚积薄发”，还是起作用的。 问题在于，“文学”如何“教育”？就拿创作而言，也不是完全不能教。比如小说家沈从文，没有高学历，在西南联大教“各体文习作”和“创作习作”，往往是拿学生的作品来深入剖析，上课讲不完，下课接着谈，如此因材施教，对学生帮助很大。在我看来，文学创作是可以教的，但不应该是大堂演讲，而应该是面对面、手把手，注重写作实践，那才能对学生有好处。从去年开始，我们组织“中国作家北大行”，陆续邀请一些著名作家来北大，除了专题演讲，还与热爱文学的大学生座谈。不过，此举的目的在修养与趣味，主要不是技能，更不敢夸口是在培养大作家。 北大中文系还有文学写作课吗？ 陈平原：有写作训练，但不是“文学写作课”，这跟北大中文系的专业化程度高有关。对于语言专业或古文献专业的学生来说，除非是个人兴趣，没必要修这种课。因此，我们有些选修课中包含写作训练。反而是各专业的论文写作，我们很看重。专业不同，写作技巧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没有大一统的“论文写作”课程，而是落实到每个教师，可以因材施教；缺点则是，若指导教师不用心，或自身就不太在行，那就有问题了。 培养作家不是中文系的主要责任，但写作能力的训练，却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以前提到某人学问大，总说他博闻强记；可有了互联网、数据库，纯粹的知识积累变得越来越容易，记忆力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当然，诗文脱口而出，史料烂熟于心，还是很有好处的。但总的来说，记诵的重要性大为下降。阅读、理解、阐释，提出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良好的写作训练，成为中文系教育的重点。无论语言还是文学、古典还是现代，都应该加强口头表达以及书面写作能力的培养。记得五六十年代，北大也有写作课，但后来出现一些问题，一是写作课难教，二是效果不明显，三是老师们缺乏热情。在我看来，对于中文系来说，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创作课可开可不开，但写作能力的培养是个大问题，值得认真探索。 您觉得目前大学中文系的困境在哪里，应该如何解决？ 陈平原：十九世纪以前的大学，人文学科是中心；此后，先是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后有社会科学迅速崛起，人文学科逐渐边缘化。三十年前，文科考生首选中文系，现在肯定不是，比起热门专业如经济、法律等，中文系的光环在消失，魅力在减退。但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大学中文系的命运，已经开始“触底反弹”。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学，这符合社会最基本的需求，有很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实际上，这些年中文系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很不错，甚至比不少“热门专业”还要好。所谓市场需要什么，我们教什么，以便学生找工作时“专业对口”，这个路子，我认为是不对的。市场千变万化，今年抢手，明年就可能滞销。与其学会“屠龙术”，还不如健身强体。有很好的学习、思维、表达的能力，做什么都可以。关键是“素质”，而不是“技能”——我说的是本科阶段的教学目标。过于强调“技术性”，那叫“培训学校”，不叫“大学”。文史哲这类人文学科，是无用之用，是大用。为了迎合市场，让学生追逐“雕虫小技”，大学会越走越低。 中文系曾经那么辉煌，现在有点被边缘化，大家感慨万分，但不该被“悲情”所笼罩。在今天这么个喧嚣的时代，需要理解我们的真实处境和发展路向，有所坚持，也有所创新。我坚信，当眼下五光十色浮华侈靡的大幕退去，学术重归平静，人文学科应该是最能站得住的。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需要专业技能，也需要文化理想。对于营建校园氛围、塑造大学风貌、体现精神价值，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文学科。这一点，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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