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繁简问题的论争，实际是关于语言文字的功能、性质的论争。考察语言文字的性质，有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认为，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的工具，包括交际工具、思维工具和信息载体，或可称之为“工具性质定位”;第二条线索认为，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不同的语言文字展现了不同族群的思维方式、认知视角、价值取向和精神特质，或可称之为“文化性质定位”。第一条线索驱使语言文字朝着大众化、全民化、世俗化、通用化的方向变革，第二条线索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语言文字的相对稳定，反过来也可以促进语言文字更好地发挥工具作用。

　　第一条线索的驱动力要远胜于第二条线索的制衡力。当人们发现原有的语言文字系统无法准确表达新生的社会现象和无法适应新技术的要求时，就会产生变革的强烈愿望。而新技术的出现，为语言文字变革铺垫了物质基础。汉字演变与冶金技术、造纸技术、书写工具等的出现与发展如影随形，其发展轨迹是，字量扩大，字形逐渐摆脱了繁复、具象的图画性质，越来越抽象和简约，书写、认读越来越便捷。

　　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推行的汉字简化政策，是一种适应性调整，一方面仍是来自“工具性质定位”的内在驱动力，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现实环境的使然。 

　　当时，面对书写工具的变革已经全面进入硬笔时代，以及数亿人口社会交际、脱贫脱盲的刚性需求，汉语言文字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言文一致”的变革后，仍在不断追求大众化、平民化和通用化，汉字也仍有进一步简化的空间以及动力。实际上，汉字自隶变以来，民间在草书、行书中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手写简化字体(民间称为“俗体字”)。这一轮文字改革，从技术手段的角度看，应是沿着汉语言文字自身发展逻辑路径的顺势而为。简化所涉及的2000多汉字，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对民间俗体字的整理和认可，采用了“草书楷化”“符号代替”等方式进行的简化，并进一步通过俗体字的部件、偏旁等类推出相当数量的类推简化字，这使得来源于本已长时间存在于民间的俗体字成了简化字的主体。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普及文化教育迫在眉睫，文字繁难成为制约因素。因此改革文字、推行通用语，克服社会交际障碍，普及文化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当然地被列为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这一轮文字改革而言，“现实(历史)环境的强制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正确对待当下汉字繁简之争，负责任的态度应当是摒除浮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认真思考语言文字变革发展与文化传承、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关系。实际上，简化字在所难免有缺点。而这些缺点绝非在“字形构义”方面不同的文化解读，绝非“爱”有没有“心”、“亲”需不需要“见”，乃至“陆”是否有阶级斗争的影子(含“击”)等等，这种解读实在太过随意和牵强。繁体字在构形、表音等方面也同样不是完美无缺。至于进一步引导社会将“肤浅的图解”当作“深刻的批判”，将民族的复兴、“天下秩序的恢复”系于汉字一身(或者说以汉字为象征)，实在于国家、于民族皆有害而无益。严肃对待、正视汉字的缺点，并想方设法采取技术和变通手段解决应用中的问题，才是一种务实的和负责任的态度。语言文字的强弱一方面依赖于国力的强弱，一方面也能反作用于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所以，应当谋求汉语言文字功能的进一步优化，特别是在适应现代信息技术语言处理方面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汉语言文字的使用范围和人群，不断丰富现代信息网络中汉语言文字的信息量、知识量，不断满足汉语信息、知识和文化方面的社会需求(包括国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