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勃进入军门，行令军中说：“拥护吕氏的右袒，拥护刘氏的左袒。”这是中国古代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多数决。

今日中国人所知所行的多数决原则（MajorityPrinciple），也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观念，当然是西方的舶来品。但神州万里，往史千年，中国人的头脑中就从未萌生过类似的思想吗？

前些时候，读到美国政治学家海因伯格（J.G.Heinberg）《多数决原则的历史》（1926）的译文（张卓明译，载《法史学刊》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触发了我的联想和探索，遂对中国古史中的多数决问题作了初步的文献搜寻。因为研治之日未久，积累之功未深，而且此课题又少所依榜，自不可能周到；但考虑到问题的重大，研究的缺乏，姑先草成此篇，以作投石问路。

研究史的回顾

对于中国古典民主问题的追溯，学界并非一无所论，但大都着重于思想层面，仅作思想史的梳理，而忽略了制度和规则方面——多数决问题，似乎就可算古代史研究的一个盲点。以我个人的涉猎，则仅知有以下数人而已。

严复1903年所译英人甄克思（E.Jenks）《社会通诠》（1900）一书，有“国家之议制权分”一章，对多数决有专门讨论，称之为“从众之制”：

用代表之治制，而操国家议制之权，则必先有一法焉，而后有以行其制也，则从众是已。夫从众，今日有议院之国所同用也。虽然今同，而云古即如是，则不可。古之民不识从众之义也……议院之从众，仅始于近古，前夫此者，未尝以众同为决议之物也。

可知甄克思认为，即使在西方，多数决也是近代才形成的制度。故严复亦承其义，在按语中表示：

宜乎，古之无从众也！盖从众之制作，必社会之平等，各守其轸畔，一民各具一民之资格价值而后可。……即今中国，亦无用从众之法以决事者。

但甄克思又自相矛盾地指出，古代社会有一种“哗噪之选举”：

其始之出占，非若今之书名投匦也，众各呼其所举者之名，为哗噪，所众举者，其声洪以闻，所寡举者，其声微以弱，此其以众蚀寡之道也，其法之粗如此。……效战陈之行列，而料简其人数，此亦古法也。

通过双方呼声的大小以分胜负，是为呐喊（shout）法；通过分行计算人数的多少定胜负，是为分列（divide）法；两者都是多数决的原始形式。这就意味着，多数决原则虽在近代西方始大行其道，但却不能说仅仅是近代西方的产物。

以西方民主观念和制度为参照，发掘本土相应的史迹，是近世以来中国思想家一种自然而然的思路——梁启超作于1896年的《古议院考》是如此，作于1922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仍是如此，他在书中引用了《左传》所记栾书（武子）的对话，并说：

……读此一段，可以知吾先民对于“多数取决之制度”，作何等观念。多数取决，为现代议会政治一铁则，良无他道足以易之。……栾书之言谓两善相均则从众，果能如此，真可以现出理想的好政治，独惜言之易而行之难耳。（《先秦政治思想史》“前论”第三章）

又根据《尚书》、《周礼》、《左传》等书指出：

《盘庚》有“王命众悉至于庭”语，《大诰》《多士》《多方》等篇，一读而知为周公对群众之演说辞。以此推之，或如希腊各市府之“全民会议”。盖古代人少，实有此可能性也。《洪范》所谓“谋及庶人”，殆遵此道。……古代人民最少对于此三项大政（按：指国危、国迁、立君），确有参与之权利。此种方法，在人口稍多的国家，当然不可行，故战国以后，无得而稽焉。要而论之，我先民极知民意之当尊重，惟民意如何而始能实现，则始终未尝当作一问题以从事研究。故执政若违反民意，除却到恶贯满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时更无相当的制裁。此吾国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点也。（《先秦政治思想史》“前论”第三章）

梁氏的分析虽甚简略，但已挑明中国上古存在多数决观念，也存在尊重民意的观念，尽管这类观念有极大的局限性。后来顾敦鍒的《中国议会史》也沿袭了梁氏的见解（苏州木渎心正堂民国20年版）。

据我所见，对中国是否存在多数决原则一事，恐怕以萨孟武研讨最多最详。他曾将德国法学家耶利内克（G.jellinek）的DasRechtdesMinoritaten节译成《论少数人的权利》（1895），此著远早于《多数决原则的历史》一文，对多数决的起源已有一定的论述（见《孟武自选文集》，[台]东大图书有限公司民国68年版）；六十年代初他的《民主政治的本质》有“多数决的制度”一节，综述了多数决的历史，实际上是多数决在西方的历史——他征引的西学文献，除了前述甄克思、耶利内克的著作之外，也已包括海因伯格的《多数决原则的历史》（见《民主论丛》，[台]正中书局民国51年版）；而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里，他又重复了《民主政治的本质》中的认识，并附带申论：

吾国古代没有“多数”与“代表”的制度，因之先哲就没有民主思想……因为先哲没有民主思想，所以他们多寄望于圣君贤相，俾能实行forthepeople（按：民享）的政治。何况既然注重贤圣了，贤圣的观念更剥夺了“多数”的观念。（[台]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国58年版，页17）

其后在《儒家政论衍义——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体系及其演变》一书中，他一方面延续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结论，仍指中国未曾有过多数原则和代表制度；另一方面又稍有修正，根据《孟子》、《申子》、《韩非子》及汉代史事指出：

代表制度，吾国先哲绝对未曾想到；多数人决定的方法，有时亦曾采用，但未曾确定为制度。（[台]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国71年版，页390）

还有，他的《西汉监察制度与韩非思想》一篇也提到：

今日民主国家无不采用多数决之法，而在汉代，固然有时也以多数人之意见为标准。（《孟武随笔》，[台]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国58年版）

可见，萨氏倾向于认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多数决原则，也不存在民主观念，但有保留地承认多数决的存在。

此外，日知（林志纯）根据西方古典民主解读中国上古社会，将西周时代“国人”的干政方式称为“国人会议”，强调其中的民主性质（《〈春秋〉经传中的“国人”——试论古代中国的原始民主制》、《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中西古典学引论》，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这对于讨论先秦的多数决问题，也是可参考的视角。

以上各家，相对而言，我较认同梁启超的见解。我的简单看法是：中国上古（先秦）自不存在欧美式的近代民主政治（自由主义政治），甚至也没有形成古希腊、罗马式的古典民主政治；但若谓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古典民主的观念乃至制度，则是可以成立的。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我们仍能发现多数决原则的痕迹。

多数决观念举例

在我看，多数决原则在先秦的流传并不隐晦，只不过历来的研究者缺乏问题意识，故习焉而不察，视之而不见耳。最突出、最典型的表述，就见诸《尚书·洪范》。《洪范》一篇，假借箕子对周武王宣讲的形式，提出“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政治宪章九条，其中第七条“稽疑”有云：

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

远古占卜与国政不可分，占卜就是政治，而占卜时三人从二，岂不是一种特殊的多数决吗？而更重要的还是下文：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

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

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

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此处的“汝”，即箕子称呼武王；“汝则有大疑，谋及……”指国有大事，须与各方共议。而所谓“汝”（王）、“龟”（卜者）、“筮”（占者）、“卿士”（贵族）、“庶民”（平民），则分别代表了五个方面的表决权——陶希圣曾将此视作王、贵族、庶人、僧侣四者的投票权（卜者、占者都属僧侣，拥有两票的权力），但他仅着重于投票权所代表的身份或等级（《辩士与游侠》第一章，商务印书馆民国20年版）；而就事论事，这段话在辞义上首先反映了一种多数原则：“从”即同意，“逆”即反对。五票同意，就是全体通过，谓之“大同”；一般情况，凡三票同意，两票反对，则算多数通过，结果为“吉”；大约因为王和卜者、占者的地位特殊，如王、卜者两票同意，或卜者、占者两票反对，则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这样以五票的多数为决，跟斯巴达由五个执政官表决作决定（据《多数决原则的历史》），可谓不约而同。

我相信，将此视为多数决原则的明确表达，是绝不勉强的；尽管它恐怕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制度设计，而不曾真正成为实际运用的规则。前人如严复、萨孟武固然都没有注意到《洪范》这一节，就连梁启超，也仅拈出“谋及庶人”一句；惟有陶希圣以“投票权”指称其制，已接近认识到其中蕴含的多数决观念，确有卓识。

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曾引《周礼·秋官司寇》以下文字，证明中国早期的民本观念：

小司冦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小司冦摈以叙进而问焉，以众辅志而弊谋。

这里的理想设计，正与《洪范》“汝则有大疑，谋及……”用意相通，“国危”、“国迁”、“立君”三事，也即《洪范》所谓“大疑”。下文又说：

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则无论国家大事，或民事诉讼，都要听取“万民”的意见而作决定，这显然表现出一种尊重多数民意的理念。

据《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对齐宣王谈及任用人材时说：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

由“左右”，而“诸大夫”，而“国人”，颇与《周礼》“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的次序类似。“左右”之言不可听，“诸大夫”之言也不可听，“国人”之言方可听，又可见对最大多数民意的尊重。

《周礼》、《孟子》都有尊重多数的观念，则《洪范》对多数决制度的设计，也就不是孤立和偶然的了。《洪范》可能成于战国初年（据蒋善国《尚书综述》第十三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孟子》在战国中期，而《周礼》的成书年代聚讼纷纭，似乎也以战国说更可信据（参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页4-8）。如此，三种文本的时代相去不远，其所表现的观念也就更适宜相互印证。

多数决实践举例

以上所述，都限于多数决的观念，那么，是否有体现多数决原则的实例呢？

梁启超屡引《左传》为据，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有两例。一为春秋时成公六年，晋国栾书（武子）领军救郑，与楚军对垒，部下欲战，但因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三人反对而罢，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于是军帅之欲战者众。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

在此，主战者作为多数派，搬出“圣人与众同欲”和《洪范》三人从二的理由，向主和的栾书进言；而栾书的意思，似是认为“善钧（均）”，即机会均等，则应付诸多数决定；但何种机会为“善”，又应相信贤者之见，并强辨“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也就是说，栾书没有接受主战派的意见，但表面上也不得不承认“从众”的原则。萨孟武将此视为“吾国古人反对多数”的事例，未免有些扭曲证据（《西洋政治思想史》，[台]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国67年版，页2）。其实这至少可以说明，多数原则在当时虽不是一种强制性的绝对律令，却也是一种普遍性的自然规范，决策者也不能无所顾忌。

另一例是哀公元年，吴国击败楚国后，意图使陈国归附：

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逢滑当公而进，曰……

陈只是小国，原来附庸于楚，而此时吴国势盛，故附吴附楚，攸关国运。这种形势，也就是《洪范》所说的“大疑”，也就是《周礼》所说的“国危”；而陈怀公“朝国人而问焉”，就相当于今日的“全民公决”。梁启超虽拈出此事，但只强调了其中的人民干政的权利，而未曾重视其中的人民表决的方式——实则此处所说的“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即指赞成附楚的向右边站，赞成附吴的向左边站，以人数多少决定附楚或附吴，这不正是通过分列（divide）方式计算多数的典型事例吗？其后陈怀公听从逢滑的劝谏，似乎没有施行表决即决定拒绝吴国，但他开始时的提议，仍充分表明了多数决惯例的存在。

另，《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说二》有这样一则：

齐桓公将立管仲，令群臣曰：“寡人将立管仲为仲父，善者入门而左，不善者入门而右。”东郭牙中门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为中门而立？”……

齐桓公让赞同立管仲者左立，反对立管仲者右立，实与《左传》陈怀公例相同，当然也是多数决的分列法。还有一点值得留意，《左传》中反对提议的逢滑是“当公而进”，杜预注作“不左不右”，也就是立于正中而进谏；而《韩非子》中反对提议的东郭牙则是“中门而立”，恰与逢滑的举动大同小异。这似乎表明，不仅左右分列的多数决是一种习惯性的表决方式，就连反对进行多数决，也有一种礼仪上的常规。

《左传》大约成书于战国中叶，若以今日“后现代史学”的标准来评判，以战国文献记春秋史事，又焉知其即为实录？而战国末年的《韩非子》则多藉寓言以发议论，更未必实有其事。——但即使如此，《左传》、《韩非子》的记录至少也反映了战国时代的观念和风气，至少也已证明，战国时人对多数决的观念和实践是熟悉的。陈怀公、齐桓公的例子即便是伪托的，但在战国时代的现实中，必定流传着类似的惯例，《左传》、《韩非子》的作者才能据以上推于于春秋时代。

如果说，陈怀公、齐桓公那两次多数决还只是若存若亡，未可尽信；那么，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个案应是不必怀疑的。西汉初年吕氏专权，至吕后一死，元老周勃、陈平即谋划倾覆诸吕；当时周勃趁着齐王刘襄起兵反吕的混乱局势，设计夺取了北军的控制权，于是就有了《史记·吕太后本纪》所载的这一幕：

吕禄以为郦兄不欺己，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按：周勃）。太尉将之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襢，为刘氏左襢。”军中皆左襢为刘氏。

《汉书·高后纪》的记载也大同小异：

禄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皆左袒。

这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戏剧性的场面之一，治史者早已熟视无睹，以至于没有人意识到，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多数决的实例；甚至可以说，这是古代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多数决。《史记》、《汉书》称周勃“行令军中曰”，跟《韩非子》称齐桓王“令群臣曰”的用辞雷同，可见周勃虽有一定的胁迫意味，但至少在形式上，他并不是直接命令军人服从他反吕，而只是命令军人在捍卫吕氏与捍卫刘氏之间作出表决——“为吕氏右襢（袒），为刘氏左襢（袒）”，跟《左传》“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跟《韩非子》“善者入门而左，不善者入门而右”，在性质和形式上都是类似的，只不过陈怀公、齐桓公是采用分列左右的方式进行表决，而周勃是采用裸露右臂或左臂的方式进行表决而已。

海因伯格在《多数决原则的历史》中提到，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有一段关于斯巴达人表决的具体记录：

斯提尼拉伊达（Sthenlaidas）曾经这样说道，自从他当了执政官，他将表决机制引入斯巴达的公民会议中。现在，他们的表决通常是由呼喊而不是投票来做出的，但是他说，他不能分辨哪个呼喊声更大，所以希望会议中赞成打仗的人更加明确地表达他们的观点，他说：“认为条约已经被打破并且是雅典人在犯错的人，请站起来走到这一端，持相反观点的人走到另一端。”然后，他站起来作了分辨，结果发现，认为条约已被打破的人占了大多数。

又据萨孟武《民主政治的本质》所引，十七世纪初英人EdwardCoke曾介绍过当时英国议会的多数表决方法：

众议院议员之表决议案，用yes或no，关于人数问题，发生疑问，或双方各执一词，则指定两人计算。一人计算yes，一人计算no，说yes者走出院外，说no者留在院内，而报告其数目于议院。在委员会或全院委员会，说yes者走到一边，说no者走到另一边。这样，那一方多数当然容易知道。（《民主论丛》，页92）

东周时代左右分列以决多数，西汉初年裸露左右臂以决多数，跟斯巴达、英格兰各站一边的多数表决方式，岂不是如出一辙吗？

此外，萨孟武又指出西汉有“廷议”之制，即包含多数决定的意味；尽管这种多数决并不是绝对的，有理有据的少数派仍可以推翻多数派的决议（《儒家政论衍义——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体系及其演变》，页390-392；《西汉监察制度与韩非思想》）。例如《汉书·郊祀志》载，西汉成帝时，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有意将甘泉秦畤、河东后土之祠移往长安，遂交由群臣议决；结果，少数反对，多数赞同，于是匡、张上奏说：

臣闻广谋从众，则合于天心，故《洪范》曰：“三人占，则从二人言。”言少从多之义也。论当往古，宜于万民，则依而从之；违道寡与，则废而不行。今议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当徙之义，皆著于经传，同于上世，便于吏民；八人不案经艺，考古制，而以为不宜，无法之议，难以定吉凶。

因为反对者仅八人，而赞同者多达五十人，故他们引《洪范》为法理依据，认为应当“少从多”，即少数服从多数，而成帝也接受了这一议案。观此，则知西汉时朝廷议事，多少尚存有尊重多数的精神，这与周勃所行的多数表决是相呼应的。

余论

由以上论述，我想已足以说明，中国古代也曾有过多数决的观念和实践，只不过后来时过境迁，渐成绝响，遂如春梦无痕罢了。

西方人多认为，多数决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据《多数决原则的历史》）。所以就起源而论，多数决原则恐怕并不算是一种很艰难的发明，它可以自发地产生于不同的文明共同体之中，产生于不同的原始民主惯例之中，产生于不同的贵族政治之中。而近代西方文明的最优胜处，并不是它出现了多数决，出现了民主政治；而在于它能将民主精神和多数原则这一遗产，从中世纪时代带到了全球化时代，从封建的、贵族的妥协政治带到了现代国家的中央集权政治，并发扬光大为一种普适性规范性的制度。相反，在所有的古典文明——包括中国，也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向中央集权统治转化的过程中，有限的民主机制或迟或早要被膨胀的专制逻辑消灭，多数决原则也随之烟销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极端的少数决原则，是绝对化的君主意志。

在春秋战国之际，多数决原则在表面上仍能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甚至经过了绝对独裁的秦朝，甚至到了帝国政治已然确立的西汉，我们仍能看到多数决的回光返照。而西汉以后，多数决精神似乎就在绝对君权的笼罩下销灭于无形了。

自秦汉以下，宋代在内政上是最开明的朝代，是最尊重士大夫的朝代，士人无论在朝在野，都较具有参与政治的热情，似也较能表现出尊重众意的精神。如宋、金议和时，金国条件苛刻，朝廷上下反对和议的声浪甚高；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四载，当时吏部侍郎晏敦复、兵部侍郎张焘等联名上疏：

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为可，士大夫不以为可，民庶不以为可，军士不以为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窃惑之。

这显然有《孟子》“左右皆曰不可”、“诸大夫皆曰不可”、“国人皆曰不可”的意味，是借多数民意向宋高宗和秦桧施压。又如陆游诗《送芮国器司业》有两句：

万事不如公论久，诸贤莫与众心违。

所谓“公论”和“众心”，无非是强调多数舆论的重要。可是，尽管宋代仍有一点多数决精神的残余，但那个时代的多数，早已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终究是无从约束那些掌握权柄的少数的。

我对中国古代多数决原则的追溯，暂止于此。

最后，另想多说几句：多数决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程序，可以说，没有多数决原则，就没有民主政治；但正如海因伯格所说：“多数决原则只是一项法律的便利规则，并不包含内在的伦理有效性。”就是说，多数决毕竟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技术，一种“工具理性”，它并不必然体现民主政治本身。在历史上，多数决可以为古典的君主专制所用，更可以为现代的极权政治所用。极权政治超越于君主专制之处，在于对权力的垄断更强，对个人的控制更多；极权政治不仅不需要消灭作为民主标志的多数决，反而更容易利用它，为绝对独裁披上“一致通过”的民主外衣。

在用陶片投票的时代，苏格拉底被雅典人判处死刑；在举手表决的时代，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只有陈少敏一人没有举手；而在近代式的选票制度下，曹锟当了中华民国总统，希特勒当了德国总理……因此，没有多数决是万万不能的，但多数决不是万能的。

懂得尊重多数，只是民主的初级阶段；还要懂得尊重少数，才算是民主的高级阶段。如果对多数的尊重异化为对少数的不尊重，那么，这样的多数，就不再是值得尊重的多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