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湖北既没有开宗立派的大师，也没有享誉学坛的经典名著。因而，论及清代湖北文化，学者多有言其学术不振、文化不兴者。1908年，陈独秀在东京拜访章太炎，谈及清朝汉学发达，名家多出安徽、江苏，忽而提及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1924年，梁启超在所著《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充满困惑地说：“湖北为交通最便之区，而学者无闻”；又说：“湖北为四战之区，商旅之所辐集，学者希焉。”梁启超此处所论“近代”实际上是指清代。

　　民国初年编修《夏口县志》时，编纂者亦曾惊奇地发现湖北学者很少见于历代史籍。考诸清代学术史籍：约在嘉庆后期成书的《国朝汉学师承记》著录汉学家40余人，湖北学者无一人入选；《清史稿》之《儒林传》堪称清代学者大全，然湖北除熊赐履够资格但因入选《大臣传》而未列儒林以外，亦仅有天门胡承诺、黄冈曹本荣被著录。徐世昌主持修撰的《清儒学案》凡二百零八卷，为湖北学者列专案者唯有记熊赐履的卷三十八《孝感学案》，入合传者亦仅有三人。

　　从学术发展的理路看，“大家”的学识、风范与人格魅力于一时代学风之淳正、人心之向善有着难以估量的导向作用。清代湖北学界缺少的恰恰是“大家”。在清代湖北学者中，约略可以称为“大家”的当数清初的熊赐履。熊赐履曾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经筵官，著有《学统》，在清初的政治与学术中有一定影响。但论及熊氏学术成就，则学者多持贬斥态度。《四库全书总目》评熊赐履曰：“动詈象山、姚江为异类，殊少和平之意，则犹东林余习也。”今人则云：“熊赐履以向清廷贡献理学，且扶为官学为己任，于学术无所建树。”（参见王茂等《清代哲学》）且熊赐履因嚼签等政治事件弄得声名狼藉，而其后熊氏谪居与致仕均选择江宁（南京）而居，于湖北学术风气之引领作用并不明显。

　　清代湖北的学术文化为什么会相对不振、名家名著为何相对缺乏？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从文化传承论，清代湖北缺少文化世家，士人中具有家学渊源者较少。学术的发展往往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文化世家以其绵延的学统作为支撑。《四库全书总目》论家学对学者的影响时有云：“所谓谢家子弟，虽复不端正者，亦自有一种风气。”此“风气”即是“籍文雅交游之盛，耳濡目染，都无俗事。”世家浓郁的文化氛围是孕育学术名家的良好环境。比如黄宗羲出身世家，兄弟宗炎、宗会俱以治易学著称，长子黄百家以史学扬名，黄宗羲本人则是兼通经史的一代宗师；元和惠栋，自祖父周惕开始治《易》学，父士奇继之，至惠栋终于大成。此外，常州庄氏治公羊学、扬州刘氏累代治《左传》，也都是著名的文化世家。可以说，正是有这样一些文化世家，江浙地区才能在明清以来的学术文化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反观湖北，“里无素封，士鲜世族”（《潜庐类稿序》），士人中具有家学渊源者较少，这就大大制约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第二，从社会环境论，清代湖北学术缺少强有力的外在支撑，发展后劲不济。学术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清一代，江浙地区堪称学术发达之地。这与流寓江浙的徽商对学术的资助密不可分，江浙地区藏书事业发达，且有一批学者性官员积极筹划大型图书编纂与刊刻事业，对学术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清代湖北的学术却没有如此幸运。

　　从影响学术发展的社会环境看，清代湖北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一，学术缺少稳定而持续的经济支持。清代湖北的经济重心在汉口。但汉口的商业是“码头经济”，属于中转贸易性质，商人流动性大，无法形成足够资本的商业规模。与扬州商贾大多具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徽州商人多热心文教事业不一样，汉口商人主要来源于黄孝、天沔、黄冈，文化素质偏低，对学术投资的兴趣不大。在这样的氛围下，湖北学者很难得到来自社会的经济支持。由于经济相对不景气，学术不能“盈利”，商人又不愿投资学术，故湖北学者生存境况普遍不好，纵有著述，也难以刊刻行世，“翼道有心，杀青无力，异代知音，千秋有几？”（卢弼《潜庐类稿序》）其二，清代湖北地区公共图书事业不够发达，缺少可以为学者提供足够参考的藏书楼。其三，湖北缺少有足够影响力的文化官员来从事学术事业的策划和领导。在江浙、安徽，徐乾学、朱筠、阮元等官员学术修养甚高，无论任职京师或地方，都热心学术事业，注意提携和扶持同乡学人，在他们的幕府中积聚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形成一个个学术中心。湖北有清一代，虽有毕沅这样的文化官员在乾隆五十一年、五十三年和六十年三度任职湖广总督，但是毕氏是江苏人，府中延揽的多是江浙地区的学者，并未给湖北的学术发展造就传承薪火的继起者，随着毕沅的离开，这些学者也纷纷离去。

　　第三，从学术性格论，湖北学者多尚“自潜修”，学术研习之风不甚浓。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学者之间的切磋和交流，比如在考据学发展的过程中，以书院为依托的“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湖北学者不尚讲学的习性，卢弼曾敏锐地指出：“楚士多自潜修，耻尚夸耀，黯然日章，期合古道，声华标榜，未之前闻。”如天门胡承诺“以讲习义理为业”，穷年诵读，无书不窥。胡氏所著《绎志》考据古今，论及修身处世、经世致用、儒家义理以及诸子百家之说，然胡氏以隐居处世，“韬晦之深，过于船山”（钱穆《清儒学案序》），胡承诺弃世一百五十余年后，《绎志》方于1839年由李兆洛刊刻。

　　清代湖北的学术研习风气也不甚浓厚。通常来说，古代学术研习的场所有书院和专业性学术机构两种。清代湖北书院虽然从数量上说不可谓不发达，但书院以考课为主，诸生所学多为“八股制艺”或“时文”，也没有能“预流”学术风气的学者“诱接后进”。故清代湖北书院几乎没有以致力于纯学术研讨而著称者。书院之外，专门的讲学团体或机构在带动区域学术风气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以浙东学派为例，从1668年到1675年，黄宗羲发起并主持甬上讲经会达八年之久，为浙东培养了一批著名的文史名家，反观湖北，专门以研讨学术为宗旨的讲学团体或机构在清代则始终未能出现。

　　清代湖北学术的沉闷局面至晚清张之洞主鄂时始得一举突破。张之洞推行新政，给湖北带来新的经济格局和新的文化气象，晚清湖北在新学格局中成为引领风潮者，并最终成为辛亥首义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