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已经热了多时，从硕学俊才到髫龄幼童，似乎遍见神州，媒介网络更是铺天盖地，似乎不提“国学”，就有落后之势，而且有扩展到海外的情景，“汉学家”已成为殊荣的头衔。

　　这也并不奇怪，上世纪50年代前后，经济的发展并未迅速行进，但是运动不断，阶级斗争增强，所谓“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风靡一时，学术继承已成为断代，学术风气早已定于一尊，罢黜百家，不独是“国学”，诸子百家也百花凋零。改革开放以后，学术风气为之一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再是一句空话，“国学”受到尊重，在继承优秀文化的传统上，将是大有可为。

　　不过事物的发展，总是需要一定的平衡，不能偏于片面，毛泽东就在《矛盾论》中说过，事物无不向其反面转化。根据我几十年的经历，任何事物，一过热，就会适得其反。对“国学”热，也无妨作如是观。前不久，见报才知道，某一个县城，要中小学生每日清晨背诵《弟子规》，真是蔚为大观。且不说根据理学大师朱熹《童蒙须知》改编的《弟子规》，原本是在封建社会形成的许多规则，自然有不少封建色彩，像“总序”的“弟子规，圣人训”，就确定了必须听“圣人”之训，还有什么聪明才智的发挥呢？而“非圣书，屏勿视”等等，都蒙上一丝封建专权的意味。中小学生怎么能够鉴别良莠。即如现在，清晨的大好时光，学生的作业已经越来越多，不堪重负，已引起识者的惊呼，现在又加上背诵《弟子规》的负担，又何以堪。这种“揠苗助长”，也就是一种过热。至于近年来祀祖追宗的铺陈，居然蔚为大观，无不以发扬“国学”为招牌。像祭祀炎黄大典，已成为每年春秋的定例，此外尚有从女娲到神农、燧人、仓颉等先祖的祭祀，必有大典。至于先哲孔子的大典，更是动辄豪华，三跪九叩，三牲供奉，还有各种歌舞。把一个儒学泰斗的思想家、哲学家尊崇为“圣人”，这原本是历代帝王的粉饰，现在变本加厉地显示“政绩”，不过是舍本逐末而已，而花费的金钱，大约是民脂民膏。

　　前不久，也是从报纸上看到，余秋雨教授劝“大家慎用‘国学’这个概念”，余教授特别指出：“我曾严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残害人性的封建极权主义毒素，但如果说这是‘国学的毒素’就会冲击很多人的爱国热忱。因此，动不动就说‘国学’，很可能失去理性的严峻、冷静、客观。”无愧是名人，颇有先知先觉的味道，深得我心。现在一哄而起的“国学”热，很可能就会“失去理性的严峻、冷静、客观”。其实，“国学”热无关乎爱国与否，在于如何以科学发展观理解“国学”的核心，促成“国学”的理性发展。

　　应该说，重视优秀传统的传承，包括“国学”，是一件好事。但“国学”的兴盛，不等于囫囵吞枣般地全面继承，在于分清精华与糟粕，区别腐朽与创新。这就需要认真地清理。特别是几千年来封建专权渗透的蒙尘，有历代御用文人的歪曲，怎样厘清“国学”的基本核心是什么，怎样剥离蒙尘的遮蔽，显现出像孔子这样的哲人、思想家的本真，不能像历代御用文人把孔子造成一个神坛，造成一尊偶像，造成三呼“万岁”的迷信。也是前不久，有的“国学大师”，竟然公开发言，最好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塑上一尊孔子的雕像。在全世界仰望的奥运会上，张艺谋殚精竭虑，对开幕式渗透了优秀文化的含蕴，才受到全世界的称赞。但一定要在体育盛会中，塑上一尊孔子的雕像，不过是一种借尸还魂的现代迷俗，“国学”热到这种程度，也可以叹为观止了，幸亏明智的朝野之士没有糊涂到这个地步。也可见“国学”热热到痴迷，已经失去了起码的理性。

　　应该说，要对“国学”尊重，挑起继承“国学”的重担，就要经过长期的积累，要靠一滴一点的熏陶。靠运动，靠热情，靠死记硬背，只能欲速则不达，适得其反。我记得年轻时上中学的时候，学校的国文教科书，就从《左传》开始，循序渐进，一直到明、清的范文，才使莘莘学子理解了文化传统，有了对“国学”的初步理解。

　　现代社会处在多元化的文化中，不能把“国学”片面化，故步自封。正如同1958年四位儒学大师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说的，一方面主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另一方面，他们主张接受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思想，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国人之人格有更高的成就，中国民族之客观的精神生命有更高的发展”。而在《宣言》上签名的一员徐复观先生更说：“假使孔孟复生于今日，亦必奔走呼号，以求能从政治上为民立命。”(引自陈弘毅先生《宪政——中华民族复兴的要求》)这都是人情练达的好文章，对国人一味鼓噪的浮躁之气，是一服清凉剂。而另一位公认为新儒学大师的熊十力，曾批判孔子早年“专注于帝王之礼仪”，他还反对汉儒主张的“天尊地卑乾坤定关”，认为“礼之序自不得不随时变矣”。这才是“国学”大师、儒家宗师真实的肺腑之言。

　　因此，如何对待“国学”热，应该是采取冷静的态度，求实的剖析，深入的研究，认真的读书。不应该是一哄而起、头脑发热。

　　我以为，当前应认识到“国学”有效，但作用也有限。有效在于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有限在于，除“国学”之外，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引进和诠释也不可或缺，这样才能全面地建设现代化的格局。

　　我已是年近八旬，经历过反反复复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的“国学”热，不能不发出一点较为理性的声音。至于唐突前辈，褒贬时贤，就只好请前辈和同辈方家批评指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