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年传出清华大学从海外购回一批战国楚简，其中有真正的《古文尚书》后，“清华简”便成为学界上下纷纷议论的话题。前不久，各大媒体又报道简中惊现周武王时的乐诗，也令人啧啧称奇。我本外行，最近出于好奇心陆续读了一些相关介绍，却大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感，心生疑云。自知学识谫陋，绝无“置喙”的馀地，但仍想在此斗胆提几个粗浅的问题。

　　据报道，“清华简”是去年七月由清华大学的一位校友从境外拍得后捐献给母校的。这批简原来埋藏于战国时代的楚国境内，大约也就是今湖北、湖南等长江中游地区。楚简不翼而飞到了海外，不言而喻多是盗掘出境的。既然如此，那么拍卖这些盗掘品显然是有问题的。记得前不久，法国拍卖被英法联军劫掠至海外的圆明园兽首，媒体是多么义正词严地谴责这种行为。那么试想，明抢的文物拍卖是非法的，难道暗盗的文物拍卖就合法了吗？清华校友的义举诚然令人钦佩，但若不从源头上堵塞出土文物的走私(贩私)渠道，不是在客观上助长了盗墓贼的嚣张气焰吗？听说近年国内有些单位还不惜巨资，挥金如土地购买流散到海外的简牍，固然出土文献无可替代，值得抢救，但这种“暗渡陈仓”地偷盗出境后又“明媒正娶”地用重金购回的怪圈，无论如何是广大纳税人无法接受的。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在第一任文物局长郑振铎先生为首的老一代文物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文物考古工作蒸蒸日上，走上繁荣发展的正轨。但万万想不到的是，近二三十年来各地盗墓成风，文物走私猖獗，据闻不少考古队的“抢救性”发掘竟是跟着盗墓贼屁股后面做“检漏”工作的，怎不令人扼腕三叹！

　　“清华简”去年入藏清华大学后，学校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并由著名古文献专家李学勤教授领衔组织了一支研究团队。该校曾举行了鉴定会，请了国内考古及古文字学界十一名顶尖专家一同参与鉴定，这些专家观摩之后认为这批竹简“从重要意义上讲，其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鉴于“清华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光明日报》从今年四月起，特辟“解读清华简”专栏，陆续发表清华简整理小组成员的文章，目前主要是围绕一篇记载周文王临终遗言、题为《保训》的简文展开讨论。但最近姜广辉教授连续撰文质疑这篇简文之真，闹得沸沸扬扬，是非如何，还未明朗。依照姜教授的看法，“清华简”真伪的鉴定工作还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且不去管他。令人不解的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李教授对媒体说，公布部分信息的初衷“只是想提供材料，供大家讨论”，既然如此，但又为何在连篇累牍发表的文章中竟连《保训》完整的释文都吝于“提供”而只有支离的“节本”呢？这又如何让人平等地进行学术讨论？再说，大江南北懂古文字的人似乎不少，草莽江湖上也并不是“野无遗贤”，不是连自学成才的三轮车夫也投到古文字学泰斗、复旦大学裘锡圭教授的门下了吗？既然如今已有一篇完整的文章释读出来了，为什么不在“供大家讨论”的同时，也将原简照片公布出来，让学界有所依据呢？

　　前不久，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教授发表意见说，媒体对“清华简”的报道有点过头了。其实不应诿过于媒体，责任主要在清华大学。不过张教授又说，作为考古材料，在报告未正式发表前，不应过早就下结论。我以为这才是严谨的态度。以前，国内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也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学术界：我们做学术研究千万不要搞“群众运动”。这是发人深省的。其实，参加过这批楚简鉴定会的专家顶多看了几天时间，想来不可能一下子就了如指掌，而用李教授的话来说“完全破译这些竹简，至少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那么又为何一开始就非把话说满、说到极至不可呢？客观上讲，这不正是在替宣传推波助澜吗？这难道没有一点炒作之嫌吗？

　　随着新材料的公布，不少媒体跟着打出了重写历史之类十分吸引眼球的旗号，这使我想起一个传闻。据说当年马王堆帛书《老子》等文献公布后，有人问钱锺书先生读过没有，钱先生说没有，那人诧异地问为何不看，答曰：看了这些又能改变什么呢？这个故事不见得可靠，以钱先生的博雅，未必没有读过，但我觉得“又能改变什么”这句话倒是意味深长的。“清华简”固然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但如果说，有了这两千多枚连伟大的司马迁也没见识过的战国楚简，我们就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颠覆性认识的话，我想这倒是对两千年来我华夏无数哲人共同缔造的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