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人中弥漫着一种普遍的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他们心中有着一种传统文化正在衰落或滑坡的执念，很多人给自己赋予了一种拯救传统文化的使命，并由此兴起了一股不小的复兴国学的热潮。而所谓的“颠覆传统”，则被看成传统文化衰落的标志，并被视为传统文化衰落的原因。

　　克罗齐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严格地说，根本不存在什么“颠覆传统”，因为根本就没有“传统”这个实体，又如何去颠覆它呢?有的只是具体的文本，这些文本既是已完成的，又向多种阐释可能性敞开。就其已完成性来说，它就意味着过去，意味着传统;而就其敞开性来说，它要求人们对它进行重新解读——这种解读将为应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代世界的种种问题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并将意义赋予那个世界——如柯林武德所言，“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

　　国人眼中的“颠覆传统”之种种相，无非就是某些当代人对所谓的“经典文本”进行了娱乐化、八卦化的解读，以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和阴暗心理，或为生活在当代沉闷而压抑的社会政治语境中且郁积了过多负面心理能量的大众提供一种宣泄的渠道，而自己则乐得在一旁乐呵呵地数钞票。国人称这种娱乐化、八卦化的解读方式为“恶搞”——他们一方面排斥、厌恶这种解读方式，另一方面却又需要、喜欢它;一方面，他们无法用娱乐化、八卦化的解读为自己建构一个相对稳定的有意义的世界，从而使自己陷入了迷惘与混乱，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已经丧失了意义建构的能力，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通过这种娱乐化、八卦化的解读来纾解一个无意义的世界带来的焦虑感，并且像驼鸟一样，通过对意义的否定与拒绝来逃避那个处境尴尬的自我。

　　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但“恶搞”意味着对意义、秩序与确定性的否定与拒绝，它在拒绝、消解了传统的意义世界时，却又无力建立一个人们足以安身立命的新的意义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当前的“颠覆传统”并非尼采所说的“重估一切价值”，恰恰相反，却是缺乏“重估一切价值”的能力的表征——它既不是传统文化衰落的标识，也不是传统文化衰落的原因，而是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和创造力萎缩的产物。

　　在文化的继承上，不能创新，或缺乏创新的能力，即意味着不能守成。文化不像祖先们遗下的古董，可一代一代以基本不变的物质形态传承下去，而是必须通过学习与创新在每一代个体中重新再生产出来。如果某一代人因某种原因，其学习与创新的能力受到了普遍性的严重伤害，就会造成文化的断裂——如文革十年就是这样，几乎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东非大裂谷。

　　那么，造成国人创造力的萎缩与缺失的原因何在呢?答曰：当前社会政治体制对国人的思想自由的制度化、系统性的压迫和剥夺。其主要表现在于政治强权对于教育与舆论的过于集中的粗暴操控之上——除了狂欢与娱乐，实际上，当下的政治强权已衰弱和神经过敏到根本不能容许那些严肃的，尤其是带有批判性的思想或文化的健康地生存、发展和壮大。

　　法国作家与思想家邦雅·曼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书里说：“思想乃万事之本：工业，兵法，以及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都需要运用思想。它是它们进步的原因，通过对这种进步的分析，它也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如果专横权力试图束缚它，道德观念就不会再健康，实用知识就不会再精确，科学发展就不会再活跃，兵法就不会再进步，工业就不会再有新的发现而繁荣。人类生活最高尚的部分如果受到攻击，很快就会感觉到这种毒害作用逐渐向最遥远的地方蔓延。你以为你只是剥夺了它某些多余的自由，或者删除了某些无用的虚饰，实际上你那有毒的武器正好戳到了它的心脏。”

　　其实，对于市场化及娱乐八卦化对传统文化的伤害的讨论将我们引入了一个陷阱——在一个鼓励新思想，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思想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人们在这种环境里培养起来的思辨能力和“重估一切价值”的能力足以为他们建构一个安身立命的相对稳定的有意义世界，所谓的“颠覆传统”将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已不足以引起普遍的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