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便造就了两国不同的治国方略。在治国策略上，西周时代，齐、鲁建国之初，两国在治国策略方面，就有显著不同。

　　在这种迥异的社会风尚塑造下，两国的社会生活习俗也表现出极为不同的特点。鲁国人一向好讲习礼乐，春秋时代，当时的人们仍然公认“周礼尽在鲁矣”，“鲁犹秉周礼”。

　　西周是以小邦灭亡了作为大宗邦的殷商王朝。周武王攻下殷商的都城，仅标志着殷商王室的灭亡，除周族控制的原有区域外，当时大部分地域仍在殷商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因此本着“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政治目的，周王就把最亲信的子弟和功臣分封到了殷商残余势力反抗最顽强的卫、鲁、齐等地。尤其是地处原殷商腹地的东方地区，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所以周王就把开国功臣姜太公和周公之子伯禽分别封到了地处东方的齐国和鲁国。齐、鲁作为周初分封的两个最重要诸侯国，由于其各自不同的自然、社会条件和治国方略，使得两国以后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轨迹。

　　汉朝的史学家班固曾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说：“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太公曰：‘后世浸（逐渐也）弱矣。’”很明显，姜太公是不同意鲁国“亲亲”的用人原则的。反过来，周公又问姜太公。“周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杀之臣’”。周公也不赞成齐国“举贤”的办法。当然，“篡杀之臣”不惟齐国独有，在春秋时期各实行“尚贤使能”的诸侯国中可谓普遍存在，《说苑·建本》、《春秋繁露·灭国上》和《淮南子·主术训》等书中都有春秋时期“亡国五十二，杀君三十六”的记载。而鲁国虽自鲁武公时，国内就不断发生政变。鲁宣公以后“三桓”逐渐强盛，昭公时期，“三桓”更是发兵围攻鲁君，鲁国公室从此名存实亡。昭公之后的定公、哀公也都是被“三桓”逼到国外在流亡中死去的。但鲁国却没有出现类似其他诸侯国一样的“篡杀之臣”，“三桓”虽然强大，但他们也只是轮流执掌鲁国的政权，始终不敢干出像齐国那种“田氏代齐”一类的事情。

　　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便造就了两国不同的治国方略。在治国策略上，西周时代，齐、鲁建国之初，两国在治国策略方面，就有显著不同。西周的分封制，实质是一种原始的殖民政策，各个诸侯国在其封国内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方式，这对于封国乃至西周天下的稳定至关重要。据历史记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四年》）鲁国为殷遗民之国，这里说得清清楚楚，所谓“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显然是一种殖民地政策。至于齐国，史书虽无明文详载，但从一些相关的历史记载如“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史记·鲁周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等中可以推断，齐国的治国方略应该属于“启以商政，疆以戎索”的范畴。从这里可以看出，鲁国是严格按照“周礼”变俗革礼治理国家的，而齐国则是既贯彻“周礼”，又照顾当地原来的民俗的。这是两种显然不同的治国方针。到春秋时代管仲执政时期，更是“设轻重鱼盐之利”（同上）。使商人“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工匠也是使其“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国语·齐语》）。至“战国”时代，齐国的临淄更成了当时最热闹的商业城市。而鲁国的自然条件则与齐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靠海，没有鱼盐之利，经济类型是以单纯的农耕经济为主。虽然鲁国也出产举世闻名的纺织品“鲁缟”，不过查遍有关资料，都没有发现鲁国重视发展工商业的一条记录。其提倡择瘠处贫、自给自足的记载却随处可见。所以《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鲁人：“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国语·鲁语下》也记载，鲁国的贵族夫人——公父文伯的母亲，教育他的儿子时，标榜自给自足，不但不提倡追逐财利，反而主张到贫瘠的地方去培养“善心”。鲁国的贵族们认为，只有到瘠薄之地去艰苦劳作和过着简朴的生活，才能培养出“善心”来。否则就会淫逸忘善（见《国语·鲁语下》）。而齐国则有与此相反的议论，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

　　由于齐国在建国之初就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和“举贤而尚功”的政策，所以到了春秋时代，就已大胆任用外姓贤者如管仲等来治理齐国。这些人在执政时，也是推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的政策。因之国力迅速增强，遂使地濒东海的齐国成为泱泱大国。齐桓公也凭借着强大的国力，打着“尊王攘夷”的大旗，北伐山戎以救燕，平定狄乱以存邢、卫，解王室之祸而定周襄王之位，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总计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纠合诸侯凡二十六次。对此，孔子曾评价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到了战国田氏代齐后，齐桓公竟设立“喷室之议”的议政机构，广开言路，鼓励人们发表不同意见，以便择善而从之。齐威王更是公开号令国人，“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战国策·齐策一》）。这样豁达大度的君主，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因为有这样的政策，在齐国才有了兼收诸子百家的“稷下学宫”的出现。从战国初年的齐威王时期起，稷下就聚集了当时大批著名的学者，他们享受着齐国给予的显爵和优厚的待遇，并不担任具体的官职，而专门议论政治的得失。稷下学宫历百余年而不衰，网罗的学者最多时可达数百上千人，各种代表人物，形成了不同学派和不同的思想体系，这就使稷下自然成为当时百家争鸣和思想交流的中心。它一方面完善提高了学宫中学者的学术修养，另一方面也为青年学子们的成长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在学术领域，春秋战国乃至秦朝的很多著名人物如荀子、孟子、慎到、宋钘、尹文子等，都与稷下学宫的滋养密切相关。

　　而注重家族宗法组织、提倡“亲亲”孝悌观念的鲁国则截然不同，他们崇尚先王之训，大讲礼乐教化。至于举贤才、尚功利在鲁国则根本没有市场。孔子所创的儒学在鲁国虽然也能存在下来，可是因为他是异姓，而且又主张“举贤才”，因之就受到排挤，以至不得不出外十几年。到了战国时代，法家、军事家吴起，虽曾在鲁国任过职，但很快也被赶走。儒家学士在鲁国虽也受到尊敬，但没有一个被重用的。如孔子的孙子子思，虽被鲁缪公视为贤者，但始终也没有被委以具体官职，只是一般的顾问而已。

　　治国方略的不同，也塑造了齐国尚功利、鲁国尚德义这种不同的社会风尚。《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载：“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太公于齐，兼五侯地，尊勤劳也。”这里说得很清楚，建国之始，鲁国就是以“褒有德”为其特点，而齐国则是以“尊勤劳”为其特征。东汉的班固也说：“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而述鲁国则是“其民有圣人之教化”，“频洙泗，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汉书·地理志》）。在这种迥异的社会风尚塑造下，两国的社会生活习俗也表现出极为不同的特点。鲁国人一向好讲习礼乐，春秋时代，当时的人们仍然公认“周礼尽在鲁矣”，“鲁犹秉周礼”。各国诸侯要了解周礼，也往往到鲁国学习，鲁国成为了当时有名的礼仪之邦。而齐人则素来喜欢“声色狗马”，一直到春秋时代，齐国人即便是贵族阶层中的人物，仍不免会经常做出一些“非礼”的事来。如齐国贵族庆封出使鲁国时，其行为就表现得很没有礼貌，鲁国人借赋《相鼠》诗讥讽他，可是他却“亦不知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毫不在乎。到了战国时代，苏秦在谈到齐国临淄的风情时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乐器）、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战国策·齐策》）。

　　用人唯贤，“举贤而上功”的齐国，国力强盛，但终有田氏代齐之事；用人唯亲，“尊尊而亲亲”的鲁国，国力渐弱，至鲁顷公二十四年（前249）为楚国所灭。周公、太公所预言，皆有应验。立国之本、兴亡之事，多少道理留给后人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