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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五章，以下只注章名)。 要正确解读老子这两句话，关键在于弄清“刍狗”所指，以及“圣人不仁”为何意。古人对“刍狗”有两种说法:一是《庄子·天运》之说——“师金曰:‘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齐(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炊之而已。’”意思是说，刍狗是用茅草扎的像狗的祭品。在祭祀之前把它放在箱子里，用彩绸锦缎装饰一番，主持祭祀的人沐浴斋戒后把它恭敬地置于祭坛上;而在祭祀之后则将其抛弃于路，其头颅脊背任路人践踏，最后被樵夫捡去烧水做饭罢了。可见人们在祭祀前和祭祀后对“刍狗”所采取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种是河上公之说。河上公对老子这两句话注曰:“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天地生万物，人最为贵，天地视之如刍草、狗畜，不责望其报也。圣人爱养万民，不以仁恩，法天地任自然。圣人视百姓如刍草、狗畜，不责望其礼意”(《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从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的相关注释(“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则莫不赡矣”)来看，王弼似乎也赞同河上公关于“刍狗”的诠释。 古人对“刍狗”虽然有这两种说法，但魏晋王弼以降，注家们对《老子》中“刍狗”的注释皆取《庄子·天运》之说。然而，《庄子》“刍狗”之说与老子讲的“刍狗”是不是一回事呢?让我们首先看看上面所引庄子借师金之口说的(按:《天运》属《庄子》的外篇，学界多认为外篇及杂篇是庄子后学之作，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暂按庄子之作)那段话以上和以下的文字是怎样的吧!其上文是:“孔子西游于卫。颜渊问师金曰:‘以夫子之行为奚如?’师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穷哉!’颜渊曰:‘何也?’”意思是说，孔子西游到了卫国。颜渊对师金说:“您认为我老师的做法怎样呢?”师金说:“可惜啊!您老师就要陷入困境了!”颜渊问:“为什么呢?”接着就是前引师金说的关于“刍狗”的那一段话。紧接下文仍为师金所言:“将复取而盛以箧衍，巾以文绣，游居寝卧其下，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陈刍狗，聚弟子游居寝卧其下。故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是非其梦邪?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死生相与邻，是非其眯邪?”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要是有人把已被人抛弃的刍狗重新盛入箱子里，同样饰之以文绣，当作珍爱之物放在自己的卧榻之侧，即使不招来恶梦，也会像遇到魔鬼一样心惊胆战。现在你的老师也是搜罗了先王已经使用过的“刍狗”，聚集弟子形影不离地带着它。所以在宋国受伐树之辱，受困于卫国，不得志于商、周等地，这不正是他的恶梦吗?被围困在陈、蔡两国交界的地方，饿了七天，邻近死亡的边缘，这不正像遇到魔鬼一样胆战心惊吗?由此可见，庄子讲的关于“刍狗”的故事，意在讽喻孔子不识时务，在历史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仍然乞灵于先王之衣钵，所以处处碰壁。因此这与老子说的“刍狗”风马牛不相及。古今注家用庄子之说来诠释老子之言，似有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之嫌。 近代国学大师刘师培先生对《庄子·天运》“刍狗”之说的实质一语道破:“始用而旋弃”(《老子斠补》)。就是说，若如此诠释老子那两句话，那么天地对万物、圣人对百姓就是皆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了。难怪有些注家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释译为:“天地没有仁爱之心，把万物当作已经用过的刍狗一样，毫不爱惜;圣人没有仁爱之心，把百姓也当作用过的刍狗一样，毫不怜惜”了。有的注家虽然亦取《庄子·天运》之说，却以“任凭万物自然生长”来解读“以万物为刍狗”，以“任凭百姓自己发展”来解读“以百姓为刍狗”。显然，如此诠释似乎过于牵强，因为既然是“始用而旋弃”，何谈任凭万物自然生长、任凭百姓自己发展呢? 笔者认为，对《老子》“刍狗”的解读，应取河上公之说，即把它释为青草和小狗。如此，老子这两句话就似可释为:天地无所偏爱，就像对待青草和小狗一样，任凭万物自然生长;圣人“至仁无亲”，亦像对待青草和小狗一样，对百姓一视同仁。“至仁无亲”出自《庄子·庚桑楚》。庄子还说:“至仁尚矣”(《庄子·天运》)。意思是说，最高的“仁”是无亲疏贵贱之分的，而“至仁”是非常崇高的德行。“圣人不仁”当是在“至仁无亲”的意义上讲的，因为这也是老子的一贯思想。老子说，对老百姓要一视同仁，“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五十六章)。作为“至仁”的圣人，决不会像对待“刍狗”那样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百姓。如果把百姓视为“始用而旋弃”的刍狗，那么是否允许百姓“自己发展”，那就要看圣人高兴不高兴、对自己有利没利了，所以不可能无条件地“任凭百姓自己发展”。总之，如果把老子说的“刍狗”视为“始用而旋弃”的祭品，那么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诠释，就难免与圣人的品格和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相抵牾。 其次，把“圣人不仁”释译为“圣人没有仁爱之心”，也是不当的。老子笔下的圣人是“道”的化身，是最理想的君王，因而也是最讲仁爱的，这在《老子》中多有论述。如:“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二十七章);“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四十九章);“人之不善，何弃之有?”(六十二章)圣人对天下苍生悲天悯人、终极关怀之情跃然纸上。又说，圣人是“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二章)。意思是说，圣人总是让万物(包括万民)自我发展而不硬性控制，养育万物而不据为己有，作育万物而不自恃己能，事业成功而不居功自傲。“圣人不积”，“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这是说，圣人是不为个人积累财富的;他只知为民众殚精竭虑、不辞辛劳地做事，而从来不争个人的名利。这是何等无私而博大的仁爱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五十七章，老子说:“是以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圣人“无为”、“好静”、“无事”、“无欲”即实行“无为而治”，旨在为民众的“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从而使广大民众实现个人自由、自主，群体自治，自己教化自己，自己成就自己，显然这是对天下苍生最大的仁爱。 或问:既然老子笔下的圣人最讲仁义，那么应当怎样理解老子关于反对仁义的论述呢?学界所指老子反对仁义主要是根据两句话:一是“大道废，有仁义”(十八章);二是“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十九章)。现在试作分析。古今大多数注家将“大道废，有仁义”视为价值判断，因而将“大道”与“仁义”截然对立起来。其实，这句话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陈述。意思是说，在大“道”废止的情况下，才产生了作为道德规范的仁和义，因为在大道盛行的“至德之世”里，人们是“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的(《庄子·天地》)，因此没有也不需要仁义之类的道德规范。 关于“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毫无疑问，“孝慈”属于仁义的范畴，可见老子要弃绝的并非正面意义的仁义。事实上，在老子所处的时代，仁义已经被异化了，成为某些人欺世盗名的工具。正如庄子所无情揭露和辛辣嘲讽的:“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庄子·胠箧》)就是说，仁义本来是为了矫正人们非仁义的行为而提出的，但到头来却被那些最不讲仁义的窃国大盗之类窃取了，“仁义”还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干脆抛弃，这样还可以剥去他们头上“仁义”的光环。显然，老庄的这些话不过是激愤之词。况且，“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中的“绝仁弃义”是《老子》通行本和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文句，而在战国楚墓简本《老子》中则没有，与此相应的是“绝伪弃虑(诈)”，全句作“绝伪弃虑(诈)，民复孝慈”。显然，这句话不会产生歧义。究竟何为《老子》的祖本，或者说老子当初是否讲过“绝仁弃义”的话，现在还难以确定。
《老子道德经新编》 董京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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