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岱年先生的哲学体系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概而言之，则可以他的哲学体系的名称来作答。我们提议用“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来命名张先生的哲学体系，主要理由有以下两点:

　　首先，从概念的内涵来看“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系指张先生以“唯物”为基础去综合“理想”与“解析”这三者，去共同构建他本人的那一个哲学体系。

　　张先生历来认为哲学总是要不断发展的，而发展的道路则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综合，其中的一个可能的综合便是他所主张的。因此，他于1936年5月25日特地撰写了一篇题为《哲学上的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这是一篇关于他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的纲领性文章。他在这篇名文里“大胆”地提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

　　张先生所谓的“唯物”哲学，不是指“旧唯物论”，而是指“新唯物论”;而所谓的“旧唯物论”和“新唯物论”，前者指“机械唯物论”，后者指“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他所谓的“理想”哲学，是指“中国哲学关于人生理想的优秀传统”;他所谓的“解析”哲学，是指“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

　　张先生所说的“综合”，是直接受到康德哲学的启发的。他认为康德之所以能创造出自己的那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就是得益于他善于“综合”。他说道:“康德综合了经验论与理性论，于是为哲学开了一个新纪元。”张先生由此得到启迪，认为:“在今日，哲学中实仍有许多对立等待着综合的。”进而，他就明确提出了自己关于“今后哲学上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新主张。

　　张先生所说的“综合”，并非是简单的合并、合拢、相加、对等，而是“新的创造”。他说道:“综合应有别于混和或调和，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这种“综合创新”，具体体现在综合创新的过程中必须有所“倚重”，并以所倚重为“基础”。他说道:“凡综合皆有所倚重，如康德之综合即是倚重于唯心，其实是一种唯心的综合。”他进一步说明他自己的“综合”，“则当倚重于唯物，而是一种唯物的综合。”并说明要以唯物论为基础去进行综合。“此所说综合，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张先生对他的综合创新充满了信心，提升到为新唯物论发展的必由之路的高度。“唯物、理想、解析之综合，实乃新唯物论发展之必然的途径。”但是，张先生并未将其“必然”等同于“唯一”，他很清楚地将二者区别开来。他说道:“这个综合，当然不能说是惟一可能的综合。”换言之，他的这个综合，正如他的文章标题所示:“哲学上的一个可能的综合”。但是他强调说:“然的确是一个可能的而且比较近真理的综合”。

　　由上可知，张先生所构建的新的哲学体系，其来源有三:“唯物”、“理想”、“解析”。换言之，他“综合”这三者以共同构建他的新哲学体系的主要内涵，即以“唯物”为基础，以“理想”为内容，以“解析”为方法。

　　其次，从概念的外延来看“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系包括了张先生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大纲》和“天人新论”的“四论”或者“天人五论”。

　　张先生在落笔撰写《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之前，曾反复考虑到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已经颇盛，且已有卓然的成绩，但唯独缺少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史。于是他决定要“弥补这项缺憾。”因此，他特地以《中国哲学问题史》的名称作为《中国哲学大纲》一书的副标题。

　　所以，张先生就选定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范畴、问题、争论的有关层面入手，以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而他所运用的方法，则是“对于中国哲学之根本观念之意谓加以解析，这可以说是解析法在中国哲学上的应用。”以及“考察概念学说之发展与其对立互转，这可以说是辩证法在中国哲学上之应用。”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一书里，着重讨论了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如，在“人生论”部分，他开宗明义地强调指出:“人生论是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其发生也比较早。”“人生论实是中国哲学所特重的。可以说中国哲学家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的。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为最富，其所触及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这是张先生之所以要把“理想”作为他构建哲学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道理之所在。

　　张先生从1942年起，计划将历年所得整理成为“天人新论”一书，其内容计划分为“方法论”、“知论”、“天论”和“人论”四部分。由于张先生当时身陷于沦陷区北平，失业长达6年之久，居无定所，如此艰难生活还每况愈下，虽然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著书立说，但他原定的写作计划却受到了严重影响，以至于第一部分“方法论”写得比较简单，只是提出了自己对哲学的本质的观点，以及关于演绎法、归纳法与辩证法三者关系的见解，遂改题为《哲学思维论》，写成于1942年。第二部分“知论”，原拟写出“知觉与外界”和“经验与理性”两篇，但仅写出前者，只进一步论证了外在世界的实在，遂改题为《知实论》，也写成于1942年。第三部分“天论”，原拟写出“事理论”和“心物论”两篇，结果只写出前篇，只研讨了事物与共相的关系问题，并较详细地论证了“理在事中”的唯物观点，遂改题为《事理论》，写成于1943年。第四部分“人论”，只写出简要的提纲，提出了一个以刚健和谐为主旨的人生理想，遂改题为《品德论》，写成于1944年。“其后生活日趋艰窘，就无力写作了”。

　　张先生为什么要写“天人新论”的“四论”呢?他明确回答说道:“我撰写这些论稿，意在实现‘将唯物、解析、理想综合于一’的构想。”

　　张先生于1948年写成《天人简论》一书，加上“天人新论”系列的“四论”，他说道:“近年有的友人建议合称为《天人五论》，是我从事哲学思考的初步结果。”并又一次说道:“我的哲学探索是试图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法以及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

二

　　学术界最早有人将张先生的哲学体系命名为“解析的唯物论”。这一名称，涵盖了“唯物”和“解析”二者，并突出了张先生将“新唯物论”发展成为“解析唯物论”，但却丢掉了“理想”这个核心部分，因而也就缺少了“中国味”的特色(借用金岳霖和冯友兰两先生的话语)。并且，难免不有张先生本人所力求避免的“西洋哲学之追随模仿”之嫌吧?

　　又有人将其哲学体系称之为“天人新论”或者“天人五论”。天人问题，尤其是“天人合一”的问题，确系中国哲学的最显著特色之一，且代有新论。这一名称，当然是突出了“中国味”。但却未能全面覆盖其代表作，特别是将其成名巨著《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丢掉了。如上所述，张先生完整的哲学体系，应该既包括了《中国哲学大纲》、副标题为《中国哲学问题史》一书，又包含了《天人五论》系列的五本书。分而言之，前一书为史，后五书为论，史与论有机结合而成一完整体系。

　　还有人将张先生的哲学体系称之为“新气学”。张先生之前流行的看法是，宋明哲学只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但张先生却独特地认为应增加“张载的气学”，共三大派。这是张先生对宋明哲学的一大贡献。“新气学”的名称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张载虽是“气学”的创始人，但仍属于宋明时代新儒家的范畴。所以，如把张先生的“新气学”与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和牟宗三先生的“新心学”相提并论，其结果有可能就把张先生的新唯物论的哲学于有意无意之间也归之于“新儒家”的范畴了。这难免不有张先生本人所力求避免的“采取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之嫌吧?

　　张先生早自上个世纪30年代起，就一直很关心中国哲学的前途，很认真地反复思考中国哲学复兴的道路。他于1934年1月25日在所写的《中国思想源流》一文的“结束语”中，就明确说到“西洋思想之输入，当是对于中国的思想力复活之刺激。”在这种外来刺激之下，“中国的创造思想无疑地要复活。”由于“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而“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他并强调指出“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模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不必采取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能是空谈。哲学若还不能独立，别的独立更谈不到。中国要再度发挥其宏大、刚毅的创造力量。”这充分表明，张先生对中国哲学的创新从内容到形式，都严格要求既不能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模仿”，也不能“采取新孔学和新墨学的形态”。这是张先生毕生一以贯之的精神。所以，他晚年回忆时还着重说道:“此结语实亦表述了个人的志愿和想望。”而他本人在构建“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的哲学体系中，不断努力地去实现自己的宿愿。因此，要不要区分所谓“解析的唯物论”与“追随模仿”“西洋哲学”呢?要不要分清所谓“新气学”与“新孔学和新墨学的形态”呢?我们给张先生的哲学体系命名时，难道不应该多尊重他本人终其一生所坚持的“志愿”和“想望”以及他所构建的“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的哲学体系吗?

　　综上所述，我们之所以提出要用“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此前暂用过“合三为一论”)来命名张先生的哲学体系，就是以求能接近事实反映出他以“综合”的原则、“分析”的方法、“唯物”的基础、“理想”的内容，以重建中国哲学之新貌。其新貌也就意味着他的新哲学乃是中、西、马三种哲学相结合的一个典范。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政治学系、安徽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