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化是战国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远古时期古东夷族的少昊文化，商、周两代发轫于汾河流域，形成于春秋晋国卿族赵氏的简、襄之际，在战国中叶进入鼎盛时期。赵国为秦所灭后，赵文化并未与之俱亡，而是以非主流文化的形式存活于民间。直到西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赵文化才被整合融汇到新型文化系统——汉文化之中。在中华文明大系统中，赵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体系，独特的二元耦合结构，丰富鲜明的内涵，瑰丽多姿的特色，而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赵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与系统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文化热”之时，但与战国时代楚、秦、齐等地域文化研究比较，它的影响则相形见绌。细究其因，固然存在数十年来赵国历史和文化的相关地下考古未有重大发现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以往对赵文化地域特征的提取、凝练、概括极不充分所致。本文拟就赵文化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征问题，略抒管见。

一、赵文化的时代特征

　　文化哲学理论认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等特征。这是由文化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所谓文化的时代性，或文化的历史性，是指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社会群体文化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它直接反映着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经济制度和政治关系的变化状态。按照这一理论，同处战国时代的楚、秦、齐、燕、赵、韩、魏等地域文化，尽管形态各异，但在各自的文化形态上，无不深深地打着战国时代的烙印，且呈现出共同的时代要求。具体到赵文化的时代特征而言，我认为主要有两大端：

　　其一、开放进取的变革意识。曾被王夫之称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战国时代，既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最为剧烈、战乱最为频繁的时期，又是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各居一方的七雄，出于兼并战争和成就霸业的需要，纷纷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诸领域展开全方位的改革。政治上，除旧布新的变法运动风靡列国。魏之李悝、赵之公仲连与赵武灵王、韩之申不害、秦之商鞅、楚之吴起、齐之晏婴、燕之子之等。一时间，开放进取、变法图强成为战国时代的最强音和主旋律。其中最具特色、最富创新精神的变革运动当推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这场旨在强兵富国的军事改革，使赵国一跃而成为北方的头等军事强国，成为战国后期唯一能与强秦相抗衡的国家；同时在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它首开向胡族学习之先河。在传统“华夏中心”论占统治地位的氛围中，敢于改革传统的舆服制度，而取法胡人的服饰习俗，需要何等的勇气与胆略！它对于促进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梁启超称赵武灵王为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堪称中的之语。同时也表明“敢为天下先”的开放进取意识是赵文化得以跻身于“七雄”之林的最重要的文化特征。

　　其二、兼容并包的精神。从秦、楚诸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分析，众采博纳、兼容并包的精神可谓是战国时期各地域文化最显著的时代特征。如自备一格的秦文化，其源头可溯至远古时期古东夷文化，在秦人西迁之后，又先后吸纳了商文化、戎狄文化和周文化。降及战国之世，秦国积极招揽天下贤士，广纳东方六国的先进文化，迅速完成了由奴隶制文化向封建文化的突变。至于赵文化，其众采博纳、兼容并包的精神，亦早已内化、积淀为一种历史传统。史载秦赵共祖，其文化源头与秦相同，即古东夷族少昊文化。但自夏、商之际迁入汾河流域后，与戎狄长期杂居的生存环境，殷商之“显族”、周王室之“御者”和晋国世卿等特殊际遇，使之先后吸纳了夏文化、戎狄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晋文化等多元文化因子。“三家分晋”后进入战国时代的赵文化，其兼容并包的特征更集中地体现在士人崛起、诸子立异、百家争鸣的大时代背景，赵文化的乳汁直接哺育出荀况、慎到、公孙龙等“巨子”级人物。儒、法、名诸学派各呈异彩，和而不同。这种不设门户，不拘一格，任各家畅所欲言，自由发展的文化氛围的形成，是与赵国长期实行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分不开的。

二、赵文化的地域特征

　　文化的地域性，是指一个民族群体的文化，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而呈现出来的地域特色。文化地域特征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和人文环境。赵国纵跨中原华夏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两个文化圈，正是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和碰撞，交融与互摄，使得赵文化呈现出既不同于齐、鲁、燕文化，又异于秦、楚文化，而且与其同胞兄弟韩、魏文化也迥然有别的地域文化特征。其具体表现为：

　　在经济文化层面，农、牧、商并重，本末兼容。一方面，赵国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资源，成为赵国立马太行、逐鹿中原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邯郸扼南北东西交通之要冲，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交通体系，为其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政治文化层面，重法崇礼，尚贤贵和。“三晋”大地向来被称为法家思想与学派的策源地和输出港，赵氏先祖赵盾和赵鞅都可算得上是法家思想的先驱。赵盾制“夷蒐之法”，赵鞅有“铸刑鼎”之举。作为法家学派摇篮之一的赵国，还走出了法家“势”派代表人物慎到，而荀子的援法入礼、“隆礼重法”更堪称典范。因此，尚法、重法，崇礼尚贤，依法治国，既是赵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又是赵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

　　在学术思想层面，儒、法、名诸学交融互摄，兵家、纵横家异彩杂呈。邯郸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学术思想集散地和“百家争鸣”的“竞技场”，诸子为匡君救世，竞相游学邯郸。他们或游说君主，辅政秉国；或课徒讲学，著书立说，极力兜售自己的学术与政治主张。

　　在民风民俗层面，尚武任侠，悲歌慷慨。北方游牧文化的长期习染、民族杂处，“四战之国”战乱频仍的悲凉境遇，以及赵国统治者“尚剑”与“养士”之风的熏陶，使尚武任侠，重信守义，蔚然成风；而都市商业的繁荣，带给都人士女的不仅仅是投机、趋利等价值观念的转变，还有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变化。

　　总而言之，赵文化的地域特征既具有中原农耕文明的重教化、主伦理、尚世俗的丰厚底蕴，凝重而浑厚，严谨且务实；同时，它又带有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重自然、尚人为等粗犷豪放、激进热烈的壮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