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很早就有人提出中华文明“多元起源而向一体汇聚”的观点，简称“多元一体”。这种观点已获得很多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支持，并得到比较普遍的学术认同，但笔者以为这一观点的表述不够准确。中华文明在不同区域起源，确有文化上的同一性，这说明中华文明是“一体多枝”，而不是“多元一体”。“多元一体”强调的是文明起源过程是“多元起源而向一体汇聚”，而“一体多枝”强调的是本来就是“一体”，这个“一体”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在各区域或各考古文化中展现出多样性，而且这个多样性，在本质上仍体现出文化同一性。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启动之后，更多的研究者进一步把目光瞄准了8000年前至5000年前的著名考古学文化：辽西、冀北、蒙东的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黄河流域影响最大的仰韶文化，山东、苏北、皖北和豫东的大汶口文化，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安徽省巢湖流域的凌家滩文化等。众所周知，上述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都包含重要的文明要素，均为中华文明在不同区域起源的重要例证，但是有一点必须进一步揭示，中华文明虽然在不同区域起源，但不同区域的考古文化含有确定的同一性、同根性。

　　首先，使用的石器具有同一性。很多史前遗址均使用了磨制的石器。其中，研磨谷物外壳的石磨盘、石磨棒惊人的一致。兴隆洼文化（前红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前仰韶文化）和河北磁山文化（前仰韶文化另一类型）出土了大量的石磨盘、石磨棒。常见的石磨盘，有的带四个矮足，有的不带足，上平面作鞋底形，磨面较平，砂岩，形状规整而精致；磨棒有的作长条形，有的作圆形，有的一面扁平。近年在北京东胡林、浙江上山和小黄山等遗址，也有不少形状不甚规则的石磨盘、石磨棒出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都有石磨盘、石磨棒出土的现象，证明了我国先民在使用石器方面的同一性。

　　其次，居住样式具有同一性。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燕山以南的磁山文化、黄河中游地区的裴李岗文化、陕西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甘肃大地湾的仰韶文化等都是半地穴式房屋，即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山东大汶口文化的房屋建筑，也有一部分为半地穴式。我国北方古人在居住样式上的同一性，既是气候使然，也是文化的同一性使然。

　　第三，使用陶器的同一性。陶器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更为直接。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几乎分布于全国各地的考古文化当中，且陶器类型基本相同，主要有炊煮用的罐和釜，饮食用的钵和碗，汲水用的壶和瓶等，而且以泥质红陶与夹砂红陶居多，具有相同的稚秀淳朴风格。装饰艺术也趋同：表面磨光或施加陶衣。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器中，几乎全国各区域的考古文化，包括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江汉平原及洞庭湖地区的大溪文化，形成了一致的高度发达的彩陶艺术，出现了漂亮的几何纹、鱼纹、旋涡纹、花纹、龙纹、八角星纹、谷穗纹等。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在四五千年前，从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包括诸龙山文化类型，都出现了风格几乎一致的黑陶艺术。在中华文明起源各区域，陶器的类型、材料、制作、装饰艺术和风格等的同一性是十分鲜明的。

　　第四，制作和使用玉器的同一性。中国人的先祖以“美石为玉”。在距今八千至五千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中国玉文化的文明曙光到处闪耀。重要的玉器遗址在长城以北、黄河中上游、海岱、长江下游、长江中游和华南都有分布，可以将它们区分为辽宁—内蒙、山东—苏北、江南、江淮、江汉、西北六个玉文化板块。其中，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出土玉器，最为引人注目。值得关注的是，玉器遗址虽多，分布虽广，但玉器的类型和雕琢工艺等却具有相似性、同一性。兴隆洼文化、查海文化的玉玦，作为我国玉玦的起源和基本形制，在中华大地分布较广。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人，上臂自然下垂，双前臂曲肘贴于胸前，五指张开，与相隔数千里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玉人手势完全相同，表明南北两种玉文化具有惊人的同一性。

　　诸多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都含有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说明中华文明起源于不同区域是不争的事实。而为什么中华文明在不同区域起源却有着文化上的同一性？笔者推测有三种可能：一是中华大地的人同种同根，同为蒙古利亚人种，因而在生产生活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二是在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之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体存在，不同区域的新石器考古文化都源于这个同一的文化共同体，同一的文化因素得以保留下来；三是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交换频繁，尽管今人不完全明确其具体形式，但它们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或许能在日后的考古发现中得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