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业已僵化了的九品官人法的系统里，一个人的资品与起家官之间有着大体固定的对应关系。一般来说，只有出身于世族高门的青年才可能被评为二品人才（资品），因此起家即从六品（官品）清要之职做起。这在当时属于最优惠的待遇。当然，起点高并不代表他此后在官场中一定一帆风顺，那是另一回事，起作用的因素会很多很复杂。

　　刘秀之这一支也比较强，他本人位居三公，封康乐县侯，但入齐后亦已衰落：“传封至孙，齐受禅，国除。”（《南史·刘秀之传》）但东莞刘氏并未全垮，刘勰的父亲仍然官居四品，刘勰的一个堂叔刘岱在齐代当到山阴令（其墓志于1969年在江苏句容出土，完好无缺，后发表于《文物》1977年第6期），亦能维持宗风不坠。在齐梁时代，一个四品高官的儿子、起家即为六品之奉朝请、后来又当过东宫通事舍人的刘勰，怎么可能出身于庶族寒门？他早年艰难的处境主要是由于“早孤”造成的。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成就最高的名著，于是它的作者刘勰（465？~521？）也就成为人们特别关注研究的对象。中古时代十分讲究一个人的出身门第，那么刘勰的出身算是士族还是庶族，或者换句话说，他是出身于世族高门还是寒门呢？刘勰的生平资料甚少而又往往有不同的解读，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大的分歧，两种说法都有，难以取得一致。王元化先生有《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一文（《文心雕龙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影响很大；此后有关的讨论似乎比较岑寂。

　　这方面的研讨尚可尝试着向前推进。《梁书·刘勰传》开头部分有云：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兼东宫通事舍人……

　　这里的每一句话都值得注意，其中多有关于这位大理论批评家身世方面的信息。

　　例如“起家奉朝请”一事，内涵就很丰富。而在讲究门阀的中古时代，一个人获得的第一个官职即所谓起家官，与其人的出身、资品（九品官人法评估体系中所得的品第）关系极大。奉朝请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呢？《南朝五史辞典》作过一个简明的解释：“东汉时，对退职三公、将军及外戚、宗室、诸侯多给予奉朝会请召的礼遇，称为奉朝请。晋以宗室、外戚为奉车、驸马、骑都尉而奉朝请。后省奉车、骑二都尉，唯留驸马都尉奉朝请。南朝宋以后，奉朝请选杂，至孝武帝孝建初年省。南齐为安置闲散官员，奉朝请多至六百余人。梁奉朝请列官员班品之第二品。”（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页）“奉朝请”并不是职事官，而是带有荣誉性质的一种安置，亦即所谓散官，没有实权，但对资格的要求却很高。晋、宋以来奉朝请官衔为六品；后来梁代实行新的制度，将六品官以上者单列，分为十八班；六品以下为流外七班。奉朝请与秘书郎、著作佐郎、太学博士等并列为高官班品之第二班，级别虽不算很高（十八班中以班多者为贵），但对于初任者资品的要求却非二品不可；“位不登二品者，又为七班”（《隋书·百官志上》）—这些流外诸官对初任者要求比较低，无须资品的二品。

　　刘勰起家即为奉朝请，表明他资品高。一般来说资品二品即“上中”就是最高品；一品即“上上”乃是圣人，基本不会有。从另一角度看，又只有二品才算上品，三品以下用处就不大了。在九品官人法早已从“论人才优劣”异化为只看“世族高卑”（《宋书·恩倖传序》）之血统论的南朝，起家为六品清选也就表明他出身于高门。庶族青年不可能弄到二品门资，也不可能起家即为奉朝请。是否具有二品门资，在当时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在业已僵化了的九品官人法的系统里，一个人的资品与起家官之间有着大体固定的对应关系。一般来说，只有出身于世族高门的青年才可能被评为二品人才（资品），因此起家即从六品（官品）清要之职做起。这在当时属于最优惠的待遇。当然，起点高并不代表他此后在官场中一定一帆风顺，那是另一回事，起作用的因素会很多很复杂。

　　据研究，“西晋以后，资品二品的起家官，一般为员外散骑常侍，秘书郎，著作郎，奉朝请，从事中郎，尚书郎，王国师、友、文学等六品官”（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刘勰置身于此间，则其出身为世族应当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后来刘勰充当东宫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亦是清要之职（梁高官班品之第三班），一向皆取甲族有才望者为之，这也充分证明了刘勰绝非出身于寒门。

　　东莞刘氏是中古的高门之一，其先世据说可以追溯到西汉的齐悼惠王刘肥，晋、宋间崛起甚烈，其中出现了刘宋的开国重臣刘穆之（360~417）、高官刘秀之（穆之的从兄之子，397~464）等；而刘勰乃是刘秀之的弟弟刘灵真的孙子，门第应当说是比较高的。王伊同先生《五朝门第》曾经列出其谱系（详见该书，中华书局2006年版，图表第十一）。只是刘灵真名位不彰，其子亦即刘勰的父亲刘尚虽然官居越骑校尉（秩二千石，官居四品），却又死得太早，所以到刘勰这一代就显得衰败下来了。“家贫，不婚娶”一句很有意味，这显然不能理解为刘勰已经穷到完全结不起婚，而只是表明到他成年后想与世族高门攀亲已经很为困难，而高贵的出身又使得他不愿意随便婚娶以至于失类，于是只好当他的单身贵族。此即所谓“高门多慎婚，所以全门户，保令誉，不贻羞蒙地也。”（《五朝门第》，第213页）如果他出身于庶族寒门，不背什么门第的包袱，解决婚姻问题反而会比较容易。

　　中古时代上层青年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出仕，一是婚姻，都讲究符合门第、身份，否则便是“婚宦失类”，让人瞧不起，甚至被斥为“寒士”。典型的例子如东晋时代的杨佺期，他是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代，“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门第比王珣者，犹恚恨；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晋书·杨佺期传》）。“佺期为人骄悍，常自谓承籍华胄，江表莫比；而（桓）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晋书·桓玄传》）。衰败破落下来的世家子弟一旦与非世族高门人家（哪怕这一家非常富裕）的女儿结婚，就是婚姻的“失类”；而充当低级别军职或其他杂牌小官，则是出仕的“失类”。在前一方面，刘勰实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中，所以干脆不结婚。在出仕方面，他终于以“奉朝请”起家，这是很体面的，保住了身份。由此可知刘勰具有很强的门第观念，非常讲究自己的身份。

　　东莞刘氏最有名的是刘穆之一支，刘穆之为刘宋王朝佐国元勋，封南康郡公；其长子虑之官至员外散骑常侍，中子式之为黄门侍郎，少子贞之为中书黄门侍郎：都位居清要。入齐以后这一支衰败下去，刘穆之的曾孙刘详（此人于刘勰为远房堂兄弟）“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齐建元中，为正员郎。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详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逊！’”（《南史·刘详传》）这位刘详已被看成“寒士”了，其实他仍有不低的地位，只是同祖先比较起来不免显得衰落而已。褚渊（彦回）是一向看不起破落户的，谢灵运的孙子谢超宗（？~483）也曾被他斥为“寒士”（详见《南史·谢灵运传》）。此公自视极高，他随口贬低别人的话显然不足以给被骂者的家族定性。

　　刘秀之这一支也比较强，他本人位居三公，封康乐县侯，但入齐后亦已衰落：“传封至孙，齐受禅，国除。”（《南史·刘秀之传》）但东莞刘氏并未全垮，刘勰的父亲仍然官居四品，刘勰的一个堂叔刘岱在齐代当到山阴令（其墓志于1969年在江苏句容出土，完好无缺，后发表于《文物》1977年第6期），亦能维持宗风不坠。在齐梁时代，一个四品高官的儿子、起家即为六品之奉朝请、后来又当过东宫通事舍人的刘勰，怎么可能出身于庶族寒门？他早年艰难的处境主要是由于“早孤”造成的。

　　父亲的过早去世，总会增加下一代的困难，在古代尤其是如此，但这不影响一个人的出身；而艰难困苦，又总是促进有志气的青年更加奋发图强，所谓“玉汝于成”——这更是历尽古今而不变的一条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