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学进行大众化解读的前提是不能违背我们文化的基本价值，“它至少应该是一种无害的大众文化。”这样，国学才会具有让我们“开心”的可能。

从燕园资源大厦9楼的窗户，可以望见邻近的中关村大街和北四环路。在这个号称“中国硅谷”的商业荟萃之地，国学所恪守的古老传统与纳斯达克一代的商业精神，形成了一种颇为有趣的对照。当“股市”和“房事”等话题逐渐取代人们精神中较为深远的部分时，国学是选择坚守还是妥协？7月即将开播的“开心国学”，在“快女”、“超男”等商业选秀节目大行其道的今天，到底能够让谁“开心”？

在离北京大学南门不远的燕园资源大厦908室，冀建中已经记不清自己的办公室电话在一天之内第几次响起。拿起电话，当她确认通话者的身份是记者以后，通常都会用纯正且礼貌的普通话回绝对方的采访要求。

“对于媒体的空传，我们已经习惯了。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不予理会。”她说。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冀建中如今还兼任北大哲学系“乾元国学教室”的负责人。“乾元国学教室”是北大哲学系2005年创办的成人教育培训机构，旨在“启发高层管理者和社会精英走向解惑的课堂”。不过，今天的“乾元国学教室”自身却需要更多地“解惑”，因为最近一个月来，来自媒体的各种声音几乎要将这所教室卷进一个舆论漩涡，其中有宽容和褒扬，但不理解、批评甚至是不明真相的攻讦居多。

前不久，央视2套《开心辞典》启动了暑期特别节目“开心学国学”，以选秀的方式在大中华的范围内遴选国学爱好者。进入决赛的选手将在节目现场接受主持人王小丫一对一的问答，最终胜出的前9名选手将获得北京大学“乾元国学教室”免费入学两年的奖励。招募工作自启动以来，通过报名热线和网络提交报名的选手数量达数千人，参加地面选拔的观众人数突破万人。

国学与大众传媒的此类“结合”，原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以海选的形式竞逐入读北大国学班的机会，还是头一遭。不过，这个让国学走入“寻常百姓家”的首创之举，却因为“免费入学北大两年”的噱头而遭各方诟病。冀建中作为北大方面的直接负责人，所承受的压力也最大。“很多媒体没有理性和专业的精神，一味追求搞负面新闻”，“当然，我的意思不是批评你”，她几乎是习惯性地加上了这句话。

国学培训市场并不“开心”

据冀建中介绍，“开心学国学”的缘起是中央台2005年底对北大创办“乾元国学教室”的报道。此后，北大哲学系与央视之间多有来往，一些哲学系的教师作为顾问或评委，也常常做客央视的节目。一来二去，擦出了“火花”。去年下半年，央视《开心辞典》节目组主动联系“乾元国学教室”，希望与之合作搞一期以国学为主题的节目，双方一拍即合。“当时我们认为，无论央视还是北大，能对传统文化做出宣传，总是件好事”，她说。

其实，把国学作为成人教育进行办学的，并不止北大一家。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都曾开设“国学院”或者“国学论坛”一类的研修课程，但都不及“北大”的名号响亮。然而，“树大招风”，自北大“国学班”的报道一出，各种社会力量办学也纷纷把目标锁定在“国学”二字上，认为这两个字的确有利可图。于是，打着北大旗号的“山寨”国学班纷纷冒了出来，教学水平参差不齐，“国学”这潭水，被教育市场的投机商人们搅得愈发浑浊。在百度等搜索引擎中键入“北京+国学培训”，可获得相关网页80余万个，其中大部分是培训机构，而隐匿于民间的社会力量办学更是难以统计。“我们这个国学班已经办了12期了，但你无法想象目前的市场有多乱”，冀建中在谈到国学培训的市场状况时显得有些无奈。

或许是出于为市场“正本清源”的需要，或许是央视4年里与北大“乾元国学教室”所培养出的“感情”，二者的合作在今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5月18日起，节目组分赴武汉、重庆、济南、西安、杭州、北京等历史名城选拔民间的“国学高人”，同时在海外以及港、澳、台地区寻觅国学爱好者。目前，各地的海选工作已基本结束，而网上的题目征集活动也将在月底前截止。

为了从题目上抓住观众，节目组花了不少心思。对于网上征集的题目，节目组表示，要以基础的国学知识为主，切忌冷僻、艰涩的知识，同时也兼顾题目的实用性和趣味性。比如，问形容创业艰难的词汇“筚路蓝缕”中的“筚路”是什么意思，这是符合题目标准的，因为这是人们生活中的常用词，但很少有人会认真推敲其每个意项的具体意义。但是，如果还接着追问此语出自《左传》中的哪一章，则过于专业，不符合出题原则。对此，节目组称，他们“旨在普及国学基础文化”，因此“题目不会涉及艰深的学术知识”。

国学版《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在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孟买的街头小子贾马尔在参加一档名为《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有奖竞答时，几乎凭借其人生的偶然经历和运气完美地“答对”了所有问题，最终赢得千万大奖。这部电影让很多中国人不约而同，联想到了央视的《开心辞典》。不过，偶然性与运气占很大成分的《开心词典》将“入读北大”作为奖励，对于十载寒窗苦读才考进北大的学生来说，是否有“不公平”之嫌？怀着好奇之心，记者分别打开了“开心学国学”的网上报名表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乾元国学教室”的网站。

在“开心学国学”的网上报名表中，节目的官方“宣言”赫然在目：“无论地域，无论年龄，只要你喜欢国学、热爱传统文化，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表格的内容也确实体现了这个口号：除了报名者的姓名、年龄、学历等基本资料之外，更为醒目的是诸如“国学在您生活中的地位”、“最喜欢的一首诗、一句词是什么”等十分个人化的问题。看来，国学的门槛已十分“开心”地降至妇孺皆可报名的程度。

而在“乾元国学教室”的官网“简介”一栏，则有如下句子：“越来越多的后EMBA们、大中型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们怀着一颗虔诚敬畏之心走进乾元国学教室。”课程以“国学概论”、“《四书》精读”一类的介绍性课程为主。再一看学费，一年制的周末班需要三万多元，但由于是每月集中授课，一年算下来只上了二十四天的课，平均一天课收费1250元。

对于企业高管而言，这笔钱只能算“湿湿碎”，但对普通人来讲，还是有些难以接受。因此，不少人怀疑北大此举名为推广国学，实为替“乾元国学教室”打广告。对此，负责“乾元国学教室”报名工作的相关人员称，国学班这几年来一直办得挺红火，并不存在生源短缺的问题，另外，学员绝不是局限于企业高管，“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赵敦华澄清，“乾元国学教室”属于继续教育系统，只要有大专以上文凭就可以听课，但不会颁发学历和学位证明。研究生进修班则属于成人教育体系，不需要经过考试，只要拥有本科学历就可入学。作为对“开心学国学”优胜者的奖励，“免试入学北大”属于正常入学程序，而“免费”则是因为根据国家相关法规规定，综艺类竞赛节目不可将实物或金钱作为对选手的奖品。将“入学”作为奖励，实属不得已之举，并未牵涉商业利益。

电视国学，低俗化还是大众化？

即便如此，质疑依然存在。对于人们纷纷冲着国学“进京赶考”的现象，有赞成也有反对。赞成者以北大教授张颐武为代表，认为“再高深的学问，如果最后只能封存于记忆中，沦为摆设，倒不如推向市场”；以北大副教授胡续东为代表的反对者则认为“这种知识权力与商业娱乐形式结合的方式很荒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事实上，“国学”看似热闹，但公众对国学的了解依然处于相对低的水平。正是由于普通百姓对国学一知半解，众多“国学大师”才有了“传道解惑”的走红机会。这样看来，公众对“开心国学”的争议和辩驳，与对众多大师的质疑一样，都是出于让自己“不被忽悠”这个单纯的目的。

“公众对于科学研究的成果是有知情权的”，北大的张颐武教授解释道。作为该节目的公开支持者，张颐武认为国学研究和国学普及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用电视来推广国学无伤大雅。

“科学研究会对于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有的直接，如试管婴儿引起的复杂的伦理问题等等。有的潜移默化，如国学对于人的精神的滋养。国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在纯学术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个普及的义务，比如有的学生就是因为受了大众媒体的影响，日后才进入国学这个领域从事研究。”因此，“如果说国学不能普及，我有不同意见。”

不过，对于在国学“大众化”的过程中同样可能出现的庸俗化现象，张颐武坦承：相信公众的判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谨慎听取意见，如果出现了任何不合理或低俗化的情况，我相信任何来自公众的意见都是好的。”

钱锺书先生称学问为“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在“二三素心人”和“俗学”之间，是作为节目载体的电视。电视的特点是面向大众，它必须把内容作通俗的处理。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教授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五花八门的“国学热”并不表明国学研究在今天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成就，而是表明国学正在被不同的力量所借重、所利用，我们已经进入了“国学交易的黄金时代”。

“这次联合的政治和商业利润一定都非常可观，但是它与推进深层国学研究肯定无关。”陶东风认为，国学的大众化如今已经成为事实，对于“开心学国学”的现象，没有必要再单纯地讨论对与错问题。但是，对学术的大众化当然也有基本的底线要求。

“一是知识论的要求，也就是说，这种大众化不能违背就文化学术经典已经形成的基本共识。”对此，他解释说，“在解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时候不能把‘小人’解释为小孩子，除非你发现了大家可以接受的新证据。其次是道德伦理的要求，国学的大众化不能违背道德的底线来传扬一种违背人类普世价值的观点，比如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也不能站在违背现代文化价值的立场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专制主义辩护。”

对国学进行大众化的解读是无可非议的，但前提是不能违背我们文化的基本价值，“它至少应该是一种无害的大众文化。”这样，国学才会具有让我们“开心”的可能。

国学百年，情节堪比肥皂剧

所谓国学，顾名思义就是“中国的学问”。具体点说，它是以儒学为主体，先秦诸子与释道思想并存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不过，自从这个词被发明以来，词汇的意义除了纯粹的“学术”之外，“掺水”的成分也不少。这里的水，也就是“爱国主义”和“民粹”的滔滔洪水。

清末《国粹学报》的主编邓实说过：“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知爱其国，无不爱其学也。”这句看似温吞吞、文绉绉的话，背后透露的意思却非常生猛：它将“国学”提升到了“爱国”的高度，言下之意，研究国学是爱国的事儿，反着理解，不爱国学岂不就成了“卖国”，或者至少是“背叛”的行为了？

若按照这个标准，咱中国人百年来在“爱国”与“卖国”之间骑墙、摇摆的故事，真像一出肥皂剧：辛亥革命时期，国学曾是脑后拖着辫子的老先生们抵制新学、反对革新的工具，“革命派”在鼓吹“反满革命”时又拿国学说事儿。不过，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戏台子搭建起来，“国学”就被“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名角”赶下了舞台，成为涉世无多、仅囿于书斋的“纯学术”。1949年后，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更是完全被“辩证唯物史观”所统摄，国学基本上成了隆中隐居的诸葛亮，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直到近年来国学开始风靡，国学才受到电视、网络媒体的“三顾茅庐”，重新被请出了山。

国人与国学关系忽冷忽热，情节跌宕，如今也总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在历史大戏的情节走马灯似的在人们面前上演之时，国学却始终难逃“我系一个演员”的尴尬命运。几近被人遗忘的国学，如今与大众的“爱意”何以渐浓？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认为，在媒体热炒的背后，存在着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青年”们，继承了红卫兵式的思维，对于传统文化的“打倒在地”、“全盘否定”成为一时的风尚。不过，咱们中国民众的集体感情从来都像恋爱中少女的心，让人捉摸不定。短短十年之后开始的“国学热”却反映出对传统文化的“全盘肯定”倾向，反差之巨大，实在不符合如今“不折腾”的主旋律。

这种“折腾”，“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雷颐表示，上世纪99年代初，国家对传统文化开始了明确的倡导和支持。整个90年代，《光明日报》等官方媒体以前所未有的篇幅报道“国学热”，从而推动了近十几年来国学的再次勃兴。

不管国学如今多么不济，但炒了十几年，怎么着也能混个脸熟了。不过，要把国学与老百姓的“爱情”进行到底，我们的表现必须更为理性才行，不仅是“谈谈恋爱”，还要“好好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