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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应当承担起“抢救”和“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使命，把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融入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在培育英才的同时，完成保护祖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大学，就应当是一所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今年的
“非遗”保护传承与现代大学的宗旨相关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同一年，联合国召开“世界高等教育会议”，作出了“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其第一条第三、第四款，提到了“帮助在文化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环境中理解、体现、保护、增强、促进和传播民族文化和地区文化，以及国际文化和历史文化”的问题，它将“非遗”保护和现代大学使命联系在了一起，把保护和传承民族的文化遗产列入了新世纪大学的行动纲领。
现代大学的宗旨，一是研究高深学问，二是培养高级人才，三是从事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大学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这三项使命都有关：它是第三项任务本身；它是大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它以人为载体，是对人的一种塑造，对人的人文精神与民族精神的一种塑造。它又是大学人文学科服务社会的重要方面，体现知识分子的参与热情和社会责任感、民族自豪感。拿中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艺的搜集和整理研究来说吧，当年就是由北京大学发起的。20世纪初，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师生们“田野调查”、搜集整理、探索研究，花费了多少热情和心血。继之而起的，则有中山大学民俗学研究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继的载体只能是人
目前，中国的许多大学拥有一个甚至几个博物馆，有的是综合性的，有的是专题性的。物质文化遗产是有形的，只要有地方，只要有钱，还是比较好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较之有形遗产，就有一定的难度。因为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本身就是传承载体，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流动的，有的甚至是一过性的，它并不能自我保存，它的承继的载体只能是——人。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手段也不一样，它不是“收藏”在某个馆所里就可以了，它必须“收藏”在人们的脑子里、身体里、知识结构里，它是主要靠“口承”得以代代相传。
我认为，大学应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要在大学的一隅建造一个博物馆，来“收藏”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说，大学应当承担起“抢救”和“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使命，把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融入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在培育英才的同时，完成保护祖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大学，就应当是一所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大学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不能只看作一种任务甚至一种负担，其实，它会对我们的大学教育有所改革、有所促进、有所提升。大学，应当而且可以是一个人“精神上成人”的重要阶段。为保护和传承祖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点什么，可以成为检测年轻学子精神理想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大学保护传统，是因为传统提供了在极高的水准上展开探索的模式和平台。大学可以在传承和研究两个方面，特别有所作为。
研究生作为“文化移民”可参与“非遗”实践
如今，中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体系，有数千个“非遗”代表作进入了保护名录。大学可以根据地域就近的原则和自己的优长，从中“认领”一到两项，把它（们）“养育”在校园里，或与有关专业、有关学院结合，或以某一个学生团体为抓手，使其得到动态的、活态的保护。韩国有许多大学都有“农乐队”，各大学的农乐队又各有擅长和特色，有的擅长锣鼓乐，有的擅长假面剧表演。正因为如此，使得由韩国农民创造、在“日据”时代几乎被消灭殆尽的民间乐舞农乐，得到了传承和生机勃勃的发展。近5年来上海师范大学女子学院的“东方女儿节”，也是这样的实践活动。
研究高深学问是大学的第一要义。大学人文学科的教学研究，不应当局限于文本典籍，师生们不应当只懂得阅读和整理文本。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的实践训练，可以让师生们掌握“田野作业”和书斋整理研究的结合，提高文化聚集和整合的能力，并掌握用高科技现代手段保存研究古文化的方法。在这方面，研究生可以成为主力军。研究生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各民族，来自民间，是“文化移民”的生力军。他们可以成系统地认领这方面课题，将一种文化现象作多方面的考察研究，能分能合。同时应当有效利用研究生的家乡资源，拓展考察地，扩大视野，与当地联手，共同实施一些研究项目、落实保护措施，为振兴民族文化和发展文化产业作贡献。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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