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回首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

　　“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

　　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玉台新咏》卷一《古诗八首》其一

　　上面这首诗原来没有标题，现在一般根据其首句题作《上山采蘼芜》，仍然等于无题。它写的是一位弃妇遇到她先前的丈夫时，两人间一番很有意味的对话。

　　中国古代没有男女两性地位平等的婚姻，也没有平等的离婚，只有丈夫抛弃妻子，而其理由可以有七条之多：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嫉妒、恶疾——此即所谓“七出”（或“七弃”、“七去”），《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何休注与《大戴礼·本命篇》等文献所载略同。被抛弃的妻子即所谓弃妇要承受心理上生活上的种种煎熬，日子大抵很不好过。这首诗里的弃妇不知何以被弃，但她相当坚强，自己劳动养活自己，保持着积极的精神状态和独立的人格。蘼芜是一种香草，可以入药，上山采蘼芜应当是她自力更生的手段之一。这位女主人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与故夫对话时毫不低三下四。汉代不愧是盛世，妇女还能有这样的底气。

　　诗的第三句通行诸本大抵依《玉台新咏》作“长跪问故夫”，这一文本不够好。闻一多先生在《乐府诗笺》里解释“长跪”道：“古人席地而坐，两膝着地，以尻着膝，着稍安者曰坐，伸腰及股，两膝搘地而耸体者曰跪，其体益耸以致其恭者曰长跪。”自己已经被丈夫抛弃了，还要那么尊敬地向他“长跪”干什么？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何况山坡上亦非适于长跪之地。依《太平御览》卷八一四引文，此句作“回首问故夫”，这就很有意味。弃妇上山，下出适逢故夫下山，两人当面错过，彼此视同路人。这时女主人公忽然灵机一动，采取主动，抓住机遇问一问对方的近况，于是“回首问故夫”。上世纪60年代初，笔者读大学时曾以此种解释请教乐府诗专家余冠英先生，蒙他老先生复信予以肯定，说“蘼芜篇中相逢二字引起的想象，一般该是两人面对面，所以我觉得下句作‘回首’不甚妥。经你这么一解释，‘回首’亦未尝不可通，不过多一点曲折罢了”（详见拙作《追怀余冠英先生》，《散文》1999年第11期）。“回首”二字写出了弃妇的一番心理活动，简洁入神。相逢之际弃妇首先打招呼，问的又是“新人复何如”这样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其自立自强以至自豪之意，简直呼之欲出；而故夫则显得比较被动而且窝囊，在对话中大吐苦水，很有些后悔的意思。故夫是个失败者，当然他此时也算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

　　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故夫的回忆对比。他承认新人与故人相比有两点差距，一是外貌水平略差（“未若故人姝”），二是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故人。故夫先说二人“未若故人姝”，但马上又改口说“颜色类相似”。与其说这里表现了故夫对前后两任妻子外貌的比较一时拿不定主意，不如说评价中的参差流露了他内心深处的矛盾，情形很可能是两人的外貌水平相差不多，但既然新人在劳动生产方面大大不如故人，于是其外貌也显得比较差了，但他总有点不肯坦然承认的意思。换一个角度看，故人是自己抛弃的，失掉她之后才深切地认识到她的价值，于是她的外貌也就显得更加美好。诗的作者并不回避甚至还充分利用了故夫言谈中的前后不一来表现这个人物，流露出非凡的心理洞察力以及对艺术表达的深切会心。

　　最使故夫感到今不如昔的是在劳动生产方面。“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素比缣高级，一匹长四丈，可见新人的劳动在品种和数量两方面都比不上故人，这样一笔帐算得他后悔不已。自己先前实在是昏了头，自作自受，活该倒霉。汉代妇女从事家庭生产劳动的主要项目是纺织，连一般的官宦人家也不例外。汉乐府《相逢行》写一富贵人家“大妇织罗绮，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只有小妇大约因为格外受宠才例外地不事生产。《孔雀东南飞》里的兰芝在焦家织素，“三日断五匹”而“大人故嫌迟”，终于被赶走。“三日断五匹”平均每天近七丈，是很高的效率，焦母以活儿干得慢为理由赶走媳妇，固然纯属别有用心，但由此也可知，生产效率低下在当时可以作为赶媳妇走人的理由。从事家务劳动当时称为“妇功”，班昭《女诫》说：“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从她的措词看，其时民间颇有以技巧和效率为衡量妇功水平的倾向。这种现象当然十分醒目地表明其时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汉代女子没有也不可能有因为丈夫生产劳动效率不高而给予他批评或惩罚的，更不必说因此而提出离婚了——但这与后来中国男人仅仅把老婆看成生孩子的工具、仅仅重视她们在种族繁衍方面的生产能力相比，汉代的风气还算比较质朴。也正因为其时相当重视妇女在物质财富生产方面的表现，所以妇女在被抛弃以后尚可凭自己的劳动自立，在人格上并不比丈夫低得太多。诗中这位上山采蘼芜的弃妇还可以与故夫相当平等地对话，并对他委婉地有所埋怨和批评（“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这在后来的古代诗歌中颇为罕见。

　　曾经有女性学家指出，历史上男性压抑女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压抑女性的自然本能；第二是压抑女性的自然体，把女性的自然体物化和商品化；第三是压抑女性的自然创造力，把女性的自然活动单一化，专向化”，这最后一条即指“把女性的自然活动定向为单纯的生殖活动，把女性仅仅当作生产生命的机器”（禹燕《女性人类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73、76页）。从宏观上来看，情形确实是如此；但其间亦有阶段性。据汉乐府民歌反映的情况看，那时妇女的生殖活动似乎并未遭到太多的关注，而她们的劳动生产效率倒是受到了相当的重视。在汉代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经济水平低下，下层妇女从事生产劳动乃是一个家庭维持生计的必要条件，不可能不受重视；因此她们相对于上层妇女而言能保持较多的独立人格，甚至能撑起门户。研究中国妇女生活史和文学史者万不可忽略这样的基本事实。

　　研读汉代乐府诗如不注意汉代劳动妇女的生活实际，立论很不容易中肯。例如有一种意见说，这首诗中故夫的经济观点，反映出私有制中人们之存想。此说真可谓大而无当。中国古代特别是其后期，许多男人并不十分计较老婆生产劳动如何，只是一味重视她能否生儿子。至今尚未绝迹的“超生游击队”之思想根子在此。《上山采蘼芜》一诗汉代特色很鲜明，它的认识价值正在于此。

　　这首诗不单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它至今还能带给我们有益的启示。在中国古代，妇女能否创造财富，是不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关系非常重大；所以近现代以来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往往就在于她们重新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鲁迅先生说得好，就女性而言“自由固然不是钱能买得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页）。时至今日，完全回到厨房去充当全职太太，在若干特殊情况下和时段里也许是可行的，但一般来说未必是最佳的选择，更没有推广价值；至于那些不讲自重自立而甘心被包养的合法婚姻以外的太太（用旧术语则只能称为“外室”亦即编外姨太太）们，走的更是一条预后往往不良的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