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日前，有人在网络博客上发文提出，儒学所敬畏、赞美、提倡和强调的，与进化、改善、发展之“自然规律”完全不沾边，甚至蓄意反对“自然”。因此，儒家文化本质上是“伪文化”。请问，能说儒家文化不是文化吗？

　　———解放网网友　小乐子

　　答：当前，我国的国际地位日渐上升，中华传统文化越来越被国人和世界认可。在此情形下，有如此激烈地反对儒家文化的观点，真是令人感到遗憾。

　　不过，对儒家文化有误解，或许事出有因。从历史的角度看，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把国家的积贫积弱一味地怪罪到儒学身上；文革时期“批林批孔”，使人们看到了被极尽丑化的“孔老二”。另一方面，国人大多数没有认真研读过《论语》等儒家原典，缺乏儒学的基本学理性常识，“道听途说”会带来支离破碎的认识，从而导致对儒家文化的偏见、误解，甚至于歧视。

　　应该说，儒家文化之所以长盛不衰，自然有其独特魅力。儒家文化是文化，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蕴含着大智慧。

　　孔子提出“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保持内心的敬畏，但是却敬而远之，更注重现实社会。存而不论，正是儒学的高明之所在。不否定鬼神，使得中华传统得以包容各种宗教；而“敬而远之”则使得中国人不重“来世”，不追求死后的“极乐世界”，因此得以摆脱宗教政治的牵扯。轻鬼神、重人事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家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天地之心也”，将人的地位置于世间万物之上，体现的是入世之学，是一门宝贵的世俗学问。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儒家学说贵“和”。“天人合一”的观念促进人类与自然建立和谐的关系。而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的道德要求，则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不是所谓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实际上，它是指君王、大臣、父亲、子女都要尽自己责任，各尽其职，各守其本。只要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敬业守位，社会自然安定和谐。贵和思想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则是践行中庸之道。中庸不是一分为二的折中调和，更不是骑墙或者滑头，而是不走极端，不偏激。“过犹不及”，过和不及都不行，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应该拿捏好尺度，做到恰到好处。贵和的精神是中华文化异于西方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句孔子称道颜回的话，在让人们深深敬佩颜回安贫乐道精神的同时，也错误地以为儒家只重义、不重利。其实，儒学认可并尊重人们对名利的追求，只不过强调要靠正当手段和途径取得合法的利益。孔子曾半开玩笑地说，富贵若可以正当的途径得到，哪怕是做一个市场守门人也愿意。“不义而富，于我如浮云。”如果通过不道义的手段获得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一般。这是一种先义后利、义利合一的价值观，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为可贵的是，儒家提出“因民之利而利之”，强调经济上的富民、惠民。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儒学义理合一的价值观尤显可贵。如果人人都能在追求名利的同时，不忘社会道义的担当，很多棘手的社会问题便能迎刃而解。

　　儒学经典《大学》中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从自我修身开始，扩大到经营家庭，再扩大到治理国家、平定天下，这种人生规划以自我为中心，逐渐向外延伸，有很大的伸缩性。“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穷困潦倒时，提高个人修养，显达时造福天下百姓。无论境遇如何，皆能安身立命。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身处逆境，不怨天，不尤人，不患得患失，而是“君子坦荡荡”，以一种达观的心态来生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像苏轼、柳宗元等志士仁人为什么被贬谪，仍能笑对忧患；面对国家危难、百姓困苦时，可以不计个人得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华民族的精英，正是在儒学所提倡的这种人生理念指导下奋斗不息。

　　儒家强调胸怀大志，积极进取。“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凭着坚毅执著的精神，为了目标全力以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表现出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具体的奋斗过程中，则强调循序渐进，不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处事时不拘泥，懂得变通，且应经常躬身自省。同时，对得失并不过分计较，“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儒家睿智的生活哲理包含着行为的奋进有为，处事的通达权变，心态的平和从容，这对浮躁社会下的每一个人都有启迪意义。

　　事实上，儒学与当今社会所提倡的文明理念在本质上是相契合的，儒家文化不但不应摈弃，反而应该认真学习和提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儒家文化的价值会进一步显现，影响会更加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