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是最深层次的历史。人的活动产物（物的历史）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了解，而人的活动（事件的历史）只有通过人的思想才能说明。可以说，只有进入思想史这个层次，人们才有可能完整理解人类历史的本质。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着力的重点。在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形成鲜明的特色。

成果丰硕

　　新中国成立以来，众多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者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为导向积极开展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出版了一大批具有较高质量的学术专著。

　　就通史型专著来说，主要代表作有：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发展史》、杨向奎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孙叔平的《中国哲学史稿》、萧萐父和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思想学说史》等。近年来，学者们还先后推出一大批专题性思想通史专著，如姜广辉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吴怀祺等主编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刘泽华等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赵国华的《中国兵学史》等。另外，由匡亚明主编、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多达200种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也具有独特的价值，受到学术界推崇。

　　儒家、道家与道教、佛教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体，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因此也合乎逻辑地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重中之重。这些研究涌现出不少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比如，在儒家研究方面，有庞朴的《儒家辩证法研究》、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杨向奎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张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和《宋明理学研究》等。有关老庄道家研究，有张恒寿的《庄子新探》、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和《老子注译及评介》、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崔大华的《庄学研究》等。有关玄学思潮研究，有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汤一介的《郭象与魏晋玄学》、王葆玹的《正始玄学》等。有关《周易》思想研究，有高亨的《周易大传今注》、金景芳和吕绍纲的《周易全解》等。有关佛教思想研究，有汤用彤的《隋唐佛教史稿》、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方立天的《佛教哲学》等。有关道教思想研究，有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胡孚琛的《魏晋神仙道教》、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等。这些著述体现了所在专题范围的前沿研究水平，对于深化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有着重要作用。

史料发掘

　　史料始终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王国维认为，自古以来任何一种新的学问之始起，大都由于史料上的新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之所以能得到不断深化，直接得益于思想史新史料的发现与利用。特别是地下文献的发现，对于记载简略、文献贫乏、聚讼纷纭的先秦两汉思想史而言更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发现的史料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湖北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书﹑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等。它们的价值以及对深化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十分重大。如银雀山汉简对于认识和重估中国古典兵学思想意义重大，使历史上笼罩在《孙子兵法》一书上的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的迷雾得到彻底澄清；郭店楚简对于考察儒道关系的演变作用至巨，其《性自命出》诸篇使得孔子至孟子之间的先秦儒学传承关系得到明晰梳理，《太一生水》诸篇帮助人们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儒家与道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马王堆帛书对于探求黄老道家学派的本相、恢复《老子》一书的原貌起到关键性作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又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书所涉及的先秦古籍近百篇，从已经公布的《缁衣》、《性情论》、《诗论》等篇的内容来看，不仅可以用来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等篇章对校，而且对于深化对先秦两汉时期学术思想发展源流与嬗递、儒家思想基本命题的认识也大有裨益。有学者认为先秦两汉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正在迈入所谓的“简帛时代”，提倡“重建中国古典学”，“重写中国学术史或思想史”。这样的评价虽然还有待商榷，但是新近出土的文献资料对于弥补传统文献记载的不足或印证传世文献的真伪，深化先秦两汉思想学术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无疑将起到重要作用。 

范式转变

　　在一段时间里，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在方法上曾存在教条理解和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与方法，按唯物或唯心的标尺来简单划分思想史人物的阵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臧否评骘，予以价值评估。在研究对象与范围上，则存在着重视精英人物﹑忽略大众群体，重视个案分析、忽略思潮综合，重视文献名著、忽略边缘资料的种种局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历史唯物主义认识与运用的科学化、理性化，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无论是在理念整合﹑价值取向方面还是在范式建构﹑语境营造方面，都呈现出崭新气象，超越了思想史人物或学派定位上的唯心与唯物的简单对立、思想学说评价上的进步与落后的简单定性、思想与社会互动关系上的刺激与反应的简单模式，使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焕发勃勃生机。这表现为：一是过去相对薄弱的研究环节得到了有力加强。学者们在继续重视对先秦诸子、宋明理学、清代学术研究的同时，普遍加强了有关秦汉学术思想、魏晋玄学思潮、隋唐思想文化、明清实学的探讨，推出一系列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教与道教文化研究方面的论著。二是许多新的学术见解纷纷涌现，并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使陈陈相因的思维方式与基本理念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与发展。三是学者们在继续加强对精英思想文化研究的同时，日益重视对历史上普通大众思想文化的考察。诸凡民间文化、风俗习惯、祭祀信仰、民谣民谚等均已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从而大大丰富了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内容。四是沟通古今，注重从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寻求启迪，弘扬人文关怀精神，为现实社会活动提供借鉴与服务，正在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者的自觉意识。 

交流加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也多有建树。但在改革开放之前，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相对较少。这种局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得到全面改观。

　　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不少港台地区学者的重要专著被引入内地，如钱穆的诸多相关著作、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和《中国艺术精神》、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和《才性与玄理》等。它们在内地出版发行后，曾引起较大反响，这不仅仅是因为其观点具有新意、令人耳目一新，更是由于其研究方法新颖独到，为人们认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面貌、特征及其演变规律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

　　与此同时，对外文化交流趋势日益强化。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关注以及积极参与，使得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打开了更宽阔的视野，成为国际性的学术主题。一些国外学者用自己母语撰写的有关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论著也多有被译成汉语出版，如美国学者艾兰的《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史华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以及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英国学者葛瑞汉的《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法国学者谢和耐的《中国和基督教》等。

　　一门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国际化因素的有无或强弱，文化的多元对话﹑文明的异质互补对于探索中国古代人们的精神家园尤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海外学者的研究，恰好为我们进一步深化研究、保持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主体意识与本土特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