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犹不及”是孔子的重要思想。按照这种思想，“过分”和“赶不上”都同样不好。这是很对的。但是，到了宋代，却出现了朱熹对孔子这个思想的解释：“贤、知者过之；愚、不肖者不及”。需要指出的是：孔子的这种思想，是同朱熹的思想毫不相干的。朱熹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实际上是同孔子的思想相悖的。

　　《中庸》是这样说的：“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第四章）朱熹对这些话解释说：“道者，天理之当然，中而已矣。知、愚、贤、不肖之过、不及，则生禀之异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过，既以道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贤者行之过，既以道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道不可离，人自不察，是以有过不及之弊。”（《四书集注·中庸章句》）朱熹在这里说得如此肯定，难道符合孔子本意吗？

　　为了说明朱熹的话不合孔子的原意，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孔子这话是怎么说的：孔子是在回答端木赐（子贡）向老师提出的问题时讲这段话的。子贡的问题是：颛孙师（子张）和卜商（子夏）两个人哪个贤？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进一步问：是不是颛孙师比较好一些？孔子说：“过犹不及。”很明显，“过”和“不及”一样，都是不好的。

　　那么，朱熹是怎么解释的呢？他说：“道以中庸为至，贤、知之‘过’，虽若胜于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则一也。”（《四书集注·论语集句》卷六）这显然是强词夺理。按照这种说法，颛孙师（子张）虽“过”仍不失为贤、智者，而卜商（子夏）“不及”却被判为愚、不肖，怎么能说是一样的呢？朱熹这样的解释根本不合孔子的原意。孔子说“过犹不及”是否定了端木赐（子贡）以为“过”的颛孙师（子张）比较好一些的提问，而认为“过”和“不及”一样，都是不好的。颛孙师和卜商（子夏）都是孔门著名弟子，虽有“过”与“不及”之偏，仍不失为贤者、智者，这是属于“学之不能化”的问题，是贤者、智者的缺点，不能断言一个是贤者、智者，而另一个是愚者、不肖者。知与愚、贤与不肖的区别，则是属于另一个性质的问题，不能同知者、贤者中的“过”与“不及”混为一谈。

　　可见“过犹不及”是孔子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遗产之一。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和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他还把“过犹不及”同“两条战线斗争”联系起来：“‘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还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同上书，第146页）毛泽东明确指出：“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同上书，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