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公认，近代世界始于地理大发现。哥伦布（１４９２年）、达·伽马（１４９７年）、麦哲伦（１５１９年）完成的“地理大发现”，翻开了人类史新的一页，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才有了全球史，而只有在有了全球史的情况下，才可能有全球战略。此前的历史都是区域性的，即使建立了罗马帝国、蒙古帝国那样跨越欧亚、广袤无边的大帝国的征服者们，其战略观念仍然是地区性的。而人类完成从地区战略向全球战略转变的决定性因素，是对海洋的发现和海权的获得。

　　在观察和评价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时候，一个事实就像卡在笔者喉咙里的鱼刺，不得不先清理出来才能够继续谈下去。这根鱼刺就是：那个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舰队的明帝国，那个远在哥伦布发现美洲６０年前就已经到过现在海盗猖獗的索马里的国度，为什么竟然没有赢得发现欧洲或美洲的桂冠，而这个国度为什么只是在全球史时代开始之后３００多年才进入了近代？

　　这根鱼刺不只是卡在笔者的喉咙中，也卡在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的喉咙中。梁启超在为郑和写的传记中，在高度评价郑和的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哥伦布之后有无数的哥伦布出现，而郑和之后却再无郑和？但他没有指出原因。

　　从１４０５年开始，郑和在２９年中先后七次下西洋，之后明帝国的海外航行逐渐终止，在郑和最后一次航行回到国内（１４３５年）之后８０年，葡萄牙人来到了澳门，原来行驶着三保船的海洋已经被欧洲人控制了。郑和率领的明朝海军在舰队规模、航海技术和组织协调水平诸方面都是当时的最高水平。这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为什么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为什么以巨大的热情拥抱海洋的国家最后却退缩起来而错失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

　　史学界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存在着争论，不过我认为，《明史》的说法最为确切，无需别立高论。《明史》上说，派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出洋的原因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也就是说，郑和舰队肩负着两项重要使命，一是寻找有可能亡命海外的建文帝的下落，二是向海外展示新朝的富强。通过连续七次下西洋，上述两项目的应当说都实现了，通过“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朝统治集团了解到，南洋和西洋对中国的安全不构成威胁，散布在沿海地区的政权纷纷归依明朝，一个符合儒家观念的“朝贡体系”重新建立了起来。

　　那么，如此成功的举措为什么却在明宣德第七次下西洋之后被叫停？我这里举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王赓武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之所以终止航行是因为郑和太成功了，“他的海军满载荣誉胜利归来，并确认帝国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因此“郑和与他的随从也可以说失去了继续远航的意义”（“永乐年间中国的海上世界”，《王赓武自选集》）。由于不再担心来自海上的威胁，明帝国的安全战略便转向北方。二是中国航海史研究会提出的，他们认为明帝国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停止了海上远航。在明帝国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远航的不同意见。这是一项投入很大的事业，据统计，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约二千艘海船，每只宝船造价约五六千银两，船上装载的各种赏赐物品花费很大。到了明宪宗时，又打算下西洋，宪宗皇帝下令索取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但是这些材料却被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起来，这位敢于抗上的官员的理由是：“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这位官员竟敢直指下西洋为“敝政”，可见内部反对之激烈。

　　上述两种观点，我认为都是成立的。作为一个新兴的王朝，其战略方向存在着争论，是完全正常的。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大战略存在着一个轨迹，从南北平衡转向重视北方，明成祖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就是明证。成祖时代的下西洋是作为国家战略被推进的，无论是寻找建文帝还是耀兵异域，都有明确的战略企图。随着蒙古对北方边境威胁的增大，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放弃花费巨大的海上活动，是战略理性的体现，不这样做，反而是难以理解的。

　　但是，战略转变虽然可以解释为什么放弃下西洋活动，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完全失去了海洋。既然不存在来自海上的对王朝安全的威胁，战略重点转向北方、不再组织国家层面的航行，但仍然可以采取开放海上贸易的政策。

　　而事实是，在停止国家组织的下西洋活动的同时，海洋也被封闭起来了。从明朝开国到第七次航行结束，明朝的海洋政策存在着一个十分突出的奇怪现象，一方面是国家花费巨资打造庞大的舰队，三十年间七下西洋，另一方面则是严厉的禁海措施，一再下令“仍禁频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海道可以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禁频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对于沿海居民的海外贸易，下令“严禁绝之”。明成祖继位后，一方面大张旗鼓屡下西洋，另一方面却是下令不许沿海军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国”。总之，下西洋只是皇家的特权，它对于海洋拥有绝对的权力，百姓断不可染指。皇家之外的海上贸易，更不用说海洋探险，有严刑峻法等着呢，沿海居民徒唤奈何！所以说，中国失去海洋的原因，主要的并不是战略重点的转移、财政限制和有论者所谓的“黄色文明”，而是明朝统治集团对于海上活动的国家垄断。

　　当然，我们需要承认，郑和时代明帝国的海洋垄断经营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先生对此有过高度的评价。但是，他认为，郑和之后，明帝国由于采取了“放任政策”，放弃了对海洋的国家经营，“结果在商业方面由国营而恢复到以前的私人经营”，这一政策造成了中国在海洋上的失败，他说：

　　“八十年后，欧洲人为了找寻香料群岛陆续东来。他们不但拥有武力，作有组织的经营，并且有国家的力量做后盾，得步进步，不到几十年，便使南洋改了一个样子。……这是中国史上一个大转变，也是世界史上一个大关键。”（“明初的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见《郑和研究资料选编》）

　　吴晗先生认为，明朝海洋政策失败的原因是国家放弃了国家经营。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明帝国海洋政策的失败，主要并不是国家放弃了经营，而是对人民海上活动的禁锢。虽然他也指出了数千万无名英雄冒着违反国家法令的危险，凭着勇气和求生的欲望，赤手空拳，乘风破浪，到海外开拓新世界、新事业，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正是皇权的无限和绝对，正是国家对海洋权益的垄断，才是导致中国失去海洋数百年的原因。吴晗先生认为郑和之后，明朝采取了“放任政策”，如果这指的是国家放弃了责任，倒也有些道理，但如果指的是国家放松了禁海措施，人民都可以自由航海，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一直都是，除了皇家许可，否则片板不能入海。这种政策与葡萄牙和西班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明帝国，从事海外探索和海上活动是犯罪行为，人民一出海便成为罪犯，而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出海的罪犯因为有所发现而成了民族英雄。不同的政策锁定了海洋活动的方向，在明帝国，一旦皇家的需要得到满足，一旦他们听到了海晏河清的消息，便从国家层面到百姓层面，彻底地封锁了海洋，以至于造成了在世界史的关键时期海洋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