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将国学分为两类，一是文献的学问，一是德性的学问。他认为，文献的学问，就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的这部分事业，这类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德性的学问，就是身心性命之学，也就是人生哲学，这类学问应该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梁启超的分类，客观上反映了古代学术(国学)的内涵。古代的“学”分为两类:一是知，二是行。“知”是知识之学，即梁启超所说的文献的学问;“行”就是做人的学问，即梁启超所说的德性的学问。古人说“尊德性而道问学”，也是就这两类学问而言的。

　　在现代学术转型中，这两类学问都存在转化的问题。现代学术体系几乎是按西方的分类体系建立的。国学在整理和研究的过程中，也进入了现代学术的分类体系之中。如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将国学分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五个研究室。厦门大学国学院分为历史古物、博物(指动植矿物)、社会调查、医药、天算、地学、美术、哲学、文学等十四个研究组。

　　上述国学的分类或国学机构的分组，都是从现代学术分类来考虑的。国学一旦进入现代学术分类体系，就变成了知识之学，属于文献的学问，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但是，用科学的分类方法去整理国学时，如何转化就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古代的学术分类和现代的学术分类并不对接，因此一般的做法是将国学强行纳入现代学术体系之中。这种强行纳入，基本上将国学的整体性肢解了。国学的整体性一旦被肢解，国学资源的本味就很有可能流失了。

　　以上所说是文献的学问的资源流失问题。下面的问题则更为紧要，那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德性的学问是否都进入了现代学术体系之中，以及进入的部分是否存在问题?德性的学问又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藏在书册中(那也是活生生的人生哲学的总结，不是知识之学)，这部分已进入现代学术体系之中，但发生了变异。即藏在书册中的人生哲学进入现代学术中的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中。现代学者用西方的哲学方法和范畴去研究，其成果当然只能成为知识之学，而不是心性之学，其鲜活的生命感已流失了。

　　第二部分体现在实际的修身涵养和实践行为中。不止儒家重视身心修养，佛道二家也是如此。可以说，儒释道三家的学问都不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体现在生命的流程中，生生不息，并且走向终极的目标。如儒家讲“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周易·乾》)，讲“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讲“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都是强调生命在不断的运动中。而这种生命的运动又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着终极的追求，在道德上来说是止于至善，成圣人，在事功上来说是治国平天下，成圣王。佛教和道教的修炼分阶段性，也是在不断地行进中，终极目标是成佛或成仙。也就是说，儒释道的生命力，是体现在行为和信仰中，是活生生的生命学问。

　　然而，随着现代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的逐步建立，这种行的学问，大都流失了。如儒家的身心修养的方法，随着书院的消失和儒生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基本上消失了。道教和佛教的修养方法，还保留在道士和佛教徒的日常修行中，但也没有进入现代学术和现代教育体系之中。因为现代学术属于知的范围，行的学问当然无法进入其体系。而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又是以现代学术为指导的，因此行的学问也没能进入现代教育体系。王国维1911年在《国学丛刊序》中论现代学术，就已经把行的学问排除在外。他说:“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曰史学也，曰文学也。”可见，现代学术是无法把行的学问纳入其中的。

　　在现代学术转型和现代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只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极少数学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1897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时，仍然保留了古代书院的特色。他订立《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包括:一曰立志，二曰养心，三曰治身，四曰读书，五曰穷理，六曰学文，七曰乐群，八曰摄生，九曰经世，十曰传教。其学习的内容，除读书、穷理和学文属知的学问外，其余都为行的学问。此外，他教学生一天至少要有一个小时静坐。

　　民国以后，梁启超发现了现代学术转型中国学资源的流失问题。他在1922年的《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中，认为胡适“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有石破天惊的伟伦”，这是肯定胡适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学的贡献，同时又指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这是因为这是德性的学问，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只能用“体验”(梁说:“体验不是靠冥索，要有行为才有体验。”)的方法才能得其真。如他批判胡适讲孔子拿知识论做立脚点，是“弃菁华而取糟粕”。因为孔子哲学的精华在人生论，知识论只占其第二位第三位。这样，用西方的知识论来研究国学时，其精华部分反而被流失了。

　　同时，梁启超也发现了现代教育体系中德性的学问的缺失，如教学内容中只有知识之学，而没有德性的学问。对于这一现代教育状况，梁启超极为忧虑。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求学问，“为的是学做人”(《为学与做人》)，而做人必须具备智、仁、勇“三达德”，做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因此，教育应分为知育(智育)、情育、意育三部分。智育是求知识，包括常识、专业知识和总体的智慧，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情育就是养成普遍的人格，了悟宇宙和人生的大道，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意育是磨练人的意志，保持勇气，目的是教人做到“勇者不惧”。情育和意育属于德性的学问，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几乎丧失殆尽，现在只剩下了智育了。于是梁启超讥讽现代教育是“贩卖智识”的“杂货店”(《为学与做人》)。因此他呼吁重视德性的学问，并强调要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求得。

　　但是，梁启超的呼声只能是空谷回音，并未产生实效，因为现代学术和现代教育尽管存在问题，但其发展潮流已不可阻挡，德性的学问已无法在其中落实。不过梁启超的这一理念在他的家教中却得到了实现，除智育外，他非常重视子女们的情育和意育教育。他的子女五男四女个个成才，一家走出了三个院士，这和他的这种教育是密切相关的。遗憾的是这只是个案，现代学术的转型和现代教育的建立，竟是以丧失国学的精华为代价的。

　　总之，在现代学术转型中，一方面是文献的学问其整体性被肢解(这也是一种流失)，一方面是德性的学问被流失。随着国学的重要资源的流失，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也一步步地被淡化，中国人的人文素养也一步步地在下降。因此近一二十年又有了复兴国学的强烈呼声，并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反思现代学术和现代教育的弊端，依然在这种学术和教育体系之中去学习和研究国学，而不是像古人那样讽诵涵养、切己体察，在行为和信仰中去学习、接受国学，那么国学的精华依然无法真正地被挖掘，更谈不上进入当代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和精神世界之中。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江西财经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