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左）、管仲（右）分别是“鲁文化”与“齐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们都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走向

　　山东是“至圣先师”孔子的故乡，伟大的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一系列光辉灿烂的杰出人物如管仲、墨子、曾子、鲁班、晏婴、孟子、邹衍、扁鹊、孙武、孙膑、荀子、伏胜、仲长统、郑玄、诸葛亮、王羲之、贾思勰、刘勰、颜真卿、李清照、辛弃疾、戚继光、蒲松龄、孔尚任、周永年、桂馥、郝懿行等的摇篮……实际上，山东历史文化的巨大而久远的魅力远不止此。既是农耕文化（儒家）的发源地，也是工商文明（管仲之学）的滥觞之处，两种本质上互不兼容的文化备具一身，恐怕才是历史上山东文化的神奇所在。

　　中华民族在春秋战国时代，事实上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这个世卿世禄贵族社会瓦解的翻天覆地时代，当时的历史实际上孕育着多种历史可能性，至少存在着两大历史取向或两条基本的历史方向，这就是农耕取向和工商取向。在这时，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二元的，而令所有山东人感到自豪和骄傲的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这两大历史抉择同时孕育于山东，或都只有在山东才取得它们发展的典范形式，这便是人们所习称的“齐文化”与“鲁文化”。尽管这种二元取向从汉代开始，就被国家力量强制改变了，“重农抑商”、“农本商末”、“崇本抑末”从此成为基本国策，中国历史因此被强制性扳入了农耕的轨道，然而这条轨道，因为最先由山东人所设计，也同样显示了齐鲁文化的巨大魅力。

以短缺型农耕经济为基础的鲁文化

　　齐、鲁是两个历史久远的诸侯国，曾经创造了风格迥异然而又同样灿烂的文化。鲁国多平原，土地肥沃，人烟稠密，发展农业可谓得天独厚，而姬周文化本就以先进的农耕技术著称，自然条件与文化因素，使同为姬姓的鲁国别无选择地成为一个农耕的国度。然而，古老的农耕文明对于人口数量的依赖，极易造成地少人多的现实矛盾，再加上水旱灾害的威胁，即使有俭省蓄藏的习惯，古代主要靠天吃饭的单纯农耕型经济，还是常常难以避免成为短缺型经济的命运。经济匮乏同时又要保证百姓温饱有余、社会秩序井然的安定局面，儒学的产生，回应的正是这样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

　　同属短缺型经济，同样注重蓄藏、提倡俭省，三晋文化孕育了刻薄寡恩的法家思想，惟独邹鲁文化孕育了温柔敦厚的儒家文化，这应与鲁国独特的文化氛围有关。西周初年，周公封于鲁，命儿子伯禽就国，伯禽为鲁国带来了姬周“郁郁乎文哉”的深远传统与完备的周礼礼制。作为姬姓宗邦与诸侯望国，对于姬周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对于周礼的保存与发扬，既是鲁国的文化特权的集中体现，又成为鲁国文化的重要特点。正是隆礼义、讲亲疏、重尊卑的周礼，与农耕文化中所产生的安土重迁、重视血缘亲情、讲究仁义礼让的观念融合，才产生了以孔子“以仁释礼”为特征的儒家思想。

　　作为短缺型经济的产物，儒学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尊、亲亲、老老、幼幼，上下有序、内外有别的设计，是鲁文化为经济短缺型农耕社会所贡献的一套最适合社会稳定与发展需要的思想与制度设计，而温、良、恭、俭、让，孝悌、慈爱、谦逊，则成为维系社会安定最为坚实的情感与品质保障。至今，儒家的核心概念“仁”，仍闪耀着伟大的人道主义光辉。

　　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人伦亲情为特点的儒家思想，在承担了近两千年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任务之后，其“三纲五常”等观念，又被当作文明与进步的最大阻碍，在上个世纪初，受到了严厉的审视与批判。的确，“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儒家三纲，本以维护宗法政治为宗旨，当宗法社会解体，宗法关系在民主社会中渐渐消融，儒家三纲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而沦为历史前进的障碍，因此必须加以抛弃，但是，“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五常，反映的却是整个人类的普世伦理，界定的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无论社会如何变迁，都必须继续加以提倡与弘扬。

以富庶的工商型经济为基础的齐文化

　　与鲁国相比，齐立国之初，既无厚重的礼乐传统可以继承，也无广阔肥沃的土地可以耕种。没有传统，也就少有束缚，这发展了齐文化自由、开拓、创新的品质；没有肥沃的土地，浩瀚的大海成为齐国的宝藏，不仅赋予齐国以现实的鱼盐之利，更赋予齐文化以开阔、包容的阔大胸襟；人烟稀少，鼓励女工的政策使妇女们纺织刺绣的才智得到了充分发挥，不仅齐国的工艺技巧得到了极大提升，重视技术与智巧，也成为齐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与工商文明的需求与气质相呼应，是齐地对于学术的重视，以及在学术上的自由与包容。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大舞台———稷下学宫，便是齐地工商文明在学术事业上结出的硕果。

　　渔业、盐业、手工业、商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使齐国成为一个富庶的国度，使齐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贡献了科学技术、工艺水平、军事理论、天文知识、医学技术等宝贵财富，为中华文化树立了不可多得的工商文明的样本，更开始了中华民族勇于进取、富于幻想与激情的求知之旅，正是由齐文化发端，学者的视线才被引向了对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奥秘的伟大探索。

　　先秦时代的中华民族，曾表现出特殊的经济才能与经商才干，齐文化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便是这种才能的辉煌证明。姜太公创立“九府”之法，对金、钱、布、帛的形制、规格作出了明确规定，是为今天所知最早的货币规定，而流传至今天的齐国刀币，已成为中华民族璀璨的古老工商文明的重要见证。“九府”之法还设立了管理财币货物的职能部门与专职官员，为古代财货管理制度奠定了基础。管仲不仅将“九府”之法进一步发展为“轻重九府”，实行变通贵贱、平衡供需的经济政策，以实现敛散以时、贫富有度、充实国蓄的政治经济目标，还将财政与商业结合，通过国家盐铁专卖的形式，在不增加赋税的情况下，极大地拓展了国家财政来源。可惜的是，这样杰出的经济及经商天赋，在后世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中却被抑制了。这种抑制，既是大一统帝国稳定政治的必然选择，当然也不能不是山东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遗憾。

“鲁颂”“齐风”流播千年

　　如果说鲁文化与儒学以短缺型农耕经济为前提，那么，齐文化则以富庶的工商型经济为基础。当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思想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政策纲领的制定依据时，《管子》中所揭示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原则，又促使统治者将民富作为国安的前提加以重视。

　　重视工商的齐文化，为人类文化贡献的是因地制宜、开创进取、富国富家的智慧，在当代社会尤其带给人深刻的思考；而重视农耕的鲁文化，则为人类提示了如何在经济短缺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社会稳定、人心安定的秘诀，在物质丰富却又资源匮乏的当代社会，这也一定能带给人类有益的启发。

　　农耕倾向与工商倾向的不同，使齐文化与鲁文化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诗经》中的《齐风》与《鲁颂》，恰可以体现春秋时期齐鲁截然不同的政治与风俗。鲁作为诸侯而有《颂》，是备天子之礼乐，本身已是鲁之政治特权的昭显，《鲁颂》只有4首，都是颂美之诗，用于庙乐，风格当然是庄重肃穆。而《齐风》11首中，《还》、《卢令》刻画了猎人的英武风姿，《猗嗟》则歌唱贵族丰伟的仪貌与精湛的射艺，三者主题都不离齐地尚武风气，其余八首都与婚恋相关，展现出齐地开放、奢侈的民风与独特却不合礼制的婚俗。与工商文明背景下重个性、开放自由的齐文化相比，显然是孕育于农耕文明的儒学，其重伦理、倡孝道、讲礼义、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更有利于古代社会政治的稳定，于是，农耕文明的思想结晶———儒学，自然而然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秦靠枪杆子统一了中国的制度和版图，而鲁则靠笔杆子统一了中国的思想与文化。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地区的更高水平的文明所征服，秦的命运也是如此：秦从表面上征服了齐鲁，但从本质上齐鲁用自己的“仁道”文化征服、同化了以秦为代表的霸道文化。西汉之后，王朝更替如丸之走盘，无论横斜圆直，都不出齐鲁“仁道”文化之盘，直到今天，这一文化之盘依然岿然不动，并且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