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各个行业都掀起纪念五四的高潮，五四精神历经九十年的岁月显得更加的生动和鲜活，同时也伴随着激烈的争辩。五四运动对于当代中国仍然有着强烈影响，有人高赞五四的批判精神，有人却认为其为文化“断裂”的根源。如何合理评价五四精神、五四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厘清对五四精神、五四文化的认识，记者采访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评审委员温儒敏教授。

五四运动是现代化的源头

　　记者：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您怎么评价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意义？五四运动对社会个体的价值是什么？

　　温儒敏：中国从古到今几千年如果要分两大段，那么就一定以五四为分水岭，之前是古代社会，之后转向现代。我们常常都在用“现代化”这个词，“化”的源头就是五四。五四最大的功劳是让中国人醒了过来，重新打量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抛弃了阿Q式夜郎自大的心理，头一次知道落后了，再不努力改革，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五四涌现一批勇敢而有志向的先驱者，很了不起，他们提出“重新估价一切”，看传统文化并非全是那么光辉灿烂，里头也有很多迂腐黑暗的糟粕，阻碍现代社会发展，他们竭力要铲除旧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封建专制主义，引进外国先进思潮，促成了旷古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整个中国的文化、道德、政治、文学等诸多方面转型，都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五四传统的影响已经弥漫今天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上学的学校教育方式，使用的现代汉语（白话），有病上医院瞧医生，以及科学、民主、人权观念，甚至自由恋爱，等等，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用着五四的成果呢。只不过习以为常，大家可能不太觉察到这一切都和五四有关罢了。

颠覆五四的历史作用是历史虚无主义

　　记者：近年来有些学者对五四有许多批评与反思，认为五四最大问题是激进主义，割裂了传统，以至造成近百年的文化断裂及困局。您认同这种看法吗？

　　温儒敏：当今对五四传统的理解各式各样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求得统一。但有一点不能含糊，就是要尊重历史，不要虚无主义。现今那种对五四采取颠覆态度的，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他们脱离了历史语境来讨论问题，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出现“断裂”，起头就是五四先驱者的“激进”；他们觉得五四那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太厉害了，几乎就是全盘否定。他们甚至把后来“文革”以及当今人文精神衰落的责任也算到五四的账上。这种“事后诸葛亮”的指责缺少对历史的“同情的理解”。

　　五四先驱者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确实是态度决绝的。那是因为当时传统仍然作为一个整体在阻碍着社会进步时，要冲破“铁屋子”，只好采取断然的姿态，大声呐喊，甚至矫枉过正。五四那一代人从“旧垒”中冲出来，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体验非常深刻。传统文化并非全然灿烂，当中确实有很多糟粕，整体上很难适应现代中国的变革。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有怀疑，有焦虑的。所以他们要猛烈攻打，对传统文化中封建性、落后性的东西批判得非常厉害，完全不留情面，不留余地。他们有意要通过这种偏激，来打破禁锢，激活思想，引导解放。

五四在批判传统的同时也在探索“立国”与“立人”

　　记者：现在批评五四的观点主要就是认为五四偏激。包括这些年提倡“国学”，几乎都忘不了要重新反思五四如何造成文化的“断裂”。

　　温儒敏：那种认为五四一代人的“偏激”造成了中国文化“断裂”的观点很浮浅的，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我们的文化并没有“断裂”，“断裂”说是危言耸听。现在是有很多问题，包括人文精神衰落，这重要跟社会变迁、特别是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之后，拜金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盛行有关，这笔账算到五四头上也是不公道的。前面说了，五四固然偏激，五四不无缺失，但如何看待历史上这种偏激呢？如果回到上个世纪初那种特定的历史语境来讨论问题，就比较能够理解了，就会对五四攻打传统的行为有同情的理解。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不应当忘记五四先驱者“偏激”反传统的同时，对文化转型还做出过宝贵的探求与贡献。现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包括“国学”研究的许多理路，还不是从五四所奠定的基础出发的？一面享用先人的成果，一面埋怨先人“偏激”与“断裂”，可能有些不负责任吧。其实五四不止是批判传统，同时也在探求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发展，探索“立国”与“立人”。反对专制，张扬个性、提倡人道主义、科学民主，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等等，都是五四的功劳，当今有一部分延续下来了。五四那一代先驱者的思索至今还是很有启示价值的。

要重新审视五四的新传统价值

　　记者：您最近的一些论文中提到五四以后的“新传统”问题。能否说说为什么专门要提出这样一个概念？

　　温儒敏：所谓“新传统”，是指五四以来逐步形成与积淀下来的传统，或者可以称之为“小传统”，这“新”，是相对于和通常我们讲的古代文化那个“大传统”而言。“新传统”虽然形成时间较短，但和古代传统一样（许多情况下可能是古今并存或者古今融合一体的），已经作为民族语言想象“共同体”而存在，以其权威性能量不断入侵、影响、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人们对“新传统”总是习焉不察，身在庐山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其实它作为当今社会结构的一个向度，发挥着规范性影响，只不过未能得到像对待古典传统那样的尊奉与重视。且看以白话文为基础的现代文学语言的确定，和古代文学形成最明显的区别，现今我们所享用的汉语文学语言变革的成果，其实就是“新传统”中稳定的核心部分。人们总是不太在意那些“常识性”的东西，无视其在身边所起的作用，人们在享用“新传统”的时候往往不能明确意识到它的存在。而这些年出现的那些颠覆“五四”新文学的思潮，更是全然否认“新传统”的。这使得曾作为传统文化叛逆者的五四思想、文化、文学资源，都遭受漠视甚至无端的贬责。我们纪念五四，需要重新思考和彰显“新传统”的价值。

要重新强调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记者：您所理解的"五四精神"是什么？在90年后的今天，"五四精神"又该"立意"在何种"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上？

　　温儒敏：五四精神最主要的是科学、民主，那时请进了 “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促进了思想大解放，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大发展。之后由于政治等复杂原因，这两位“先生”在中国并没有始终受到尊重，甚至有时还怠慢他们了。现在我们很多社会问题有待解决，包括制度革新、科学发展、重视民生、提升公民素质，等等，其实都还是要请教两位“先生”的。纪念五四，要重新强调尊重“德先生”和“赛先生”，弘扬民主、科学的精神。

　　其实五四不止是批判传统，同时也在探求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发展，探索“立国”与“立人”。反对专制，张扬个性、提倡人道主义、科学民主，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等等，都是要“立人”。鲁迅和五四一代人这些方面留下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思想资源。

　　（本稿经温儒敏教授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