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期间集聚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改造社会的愿望强烈；他们成长于新的时代环境，受传统影响较少，有的虽然接受过旧式教育，但经新思想的熏陶而与传统决裂；他们思想敏锐，善于接受新事物；他们怀有雄心壮志，追求光明，勇于为理想而奋斗；他们性情激昂，个性鲜明，敢于挑战权威，等等。这些新的时代特征，使知识分子成为五四运动的先进群体。五四运动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序幕，知识分子被新的思想所吸引，形成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五四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转折意义体现在多个层面，其中一个重要层面就是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这个转变适应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社会需要，具有历史必然性。

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动向

    1911年中国迎来了一场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伟大革命，以中华民国的新政制揭开了与世界近代化潮流相接轨的扉页。然而，辛亥革命播下的种子并没有获得生长的土壤，曾经对西方民主共和充满憧憬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因为民国初年糟糕的现实而陷入失望和迷茫的困境。

    鸦片战争以降，探索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一步步从“天朝帝国”的思想束缚中走出来，将眼光转向世界，努力从西方近代思想武库中寻找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但是，当中国人沿着西方社会的发展轨迹，拥有了“船坚炮利”，引进了内阁、政党、宪政等一整套政制，宣传了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社会面貌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观。“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皇帝换为总统，王朝变成民国，奴仆改称人民，可社会依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深渊继续沉沦。这究竟是为什么？五四运动之前，迷茫中的知识分子百思不得其解。

    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总是与先进思潮相连，知识分子扮演着先进思想担当者的角色。在先进思潮的嬗变中，知识分子不断进行着反省。首先是参照模式的反省。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最早吸引了知识分子的眼球，戊戌变法运动的兴起是日本参照模式的临摹。变法运动失败以后，英美模式成为知识分子的选择，“以英美为师”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革命夭折以后，法国模式受到知识分子的推崇，以激进的法兰西革命为榜样的思想启蒙运动继而登场。其次是制度选择的反省。基于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揭露和批判，知识分子确立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制度取向，然而，目睹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实践扭曲，知识分子的信心和理念开始发生动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李大钊的这段心语表达了知识分子对民主共和制度选择的怀疑。第三是思想比较的反省。20世纪初欧风美雨浸润中国思想界，知识分子视西方输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拯救中国之圭臬。1915年启蒙运动兴起后，各种新主义新思想更使知识分子眼花缭乱，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思潮蜂拥而至，迫使知识分子通过思想比较作出理性的选择。

    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处于变动状态。对民国初期实践的强烈不满构成了知识分子寻求思想超越的内在驱动，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怀疑和动摇显现出知识分子世界观转变的历史必然。

五四运动期间知识分子的群体性集聚

    在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下，东方古老文明日渐式微，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思想传统逐渐失范。因此，传统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根基遭到破坏，新生代的知识分子得以成长，并形成群体取传统知识分子而代之。

    19世纪60年代起，伴随洋务运动的兴起，新式教育的诞生开始瓦解传统教育制度，知识分子在经学殿堂之外吸收到“声光化电”一类新知识的养料。这就为催生新生代知识分子创造了条件。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虽然表现出“不中不西，既中既西”的思想特征，但作为社会转型期的过渡，已经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身份，被一些学者视为近代中国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进入20世纪后，知识分子又发生了群体性的转型，孙中山、陈天华、邹容等一批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构成第二个新生代群体。1915年思想启蒙运动中，以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脱胎成型，他们以愤世嫉俗的激进思想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造，经过五四运动而结成近代中国第三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前后新生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核心人物。他于1913年来到上海，通过商务书店的老乡熟人汪孟邹等的帮助，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以创办杂志为活动方式，广泛联络各地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像胡适、鲁迅、章士钊等人，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聚集在一起的。1916年底，他又到北京活动，与蔡元培、李大钊等人接上了关系，南方与北方的知识分子结盟成群，人员越聚越多，圈子越扩越大。《新青年》杂志也就成为这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阵地，发挥着传播新思想的作用。

    五四运动期间集聚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改造社会的愿望强烈；他们绝大多数成长于科举废除后的时代环境，受传统影响较少，有的虽然接受过旧式教育，但经新思想的熏陶而与传统决裂；他们思想敏锐，善于接受新事物；他们怀有雄心壮志，追求光明，勇于为理想而奋斗；他们性情激昂，个性鲜明，敢于挑战权威，等等。这些新的时代特征，使知识分子成为五四运动的先进群体，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他们“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先锋桥梁的作用。

五四运动促成知识分子世界观群体性转变的实现

    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群体亮相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世界观的转变，他们有别于近代中国第二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地方在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实现了思想转型，完成了从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五四运动之前，支配先进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进化论思想，天赋人权观，社会契约论，民主、平等、自由等抽象理念，构成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基本要素。这样的世界观曾经引导知识分子投身中国社会的改造，具有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意义。随着进步思想的向前推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的缺陷日益展露，它的一套理念被活生生的现实所摧垮，难以引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五四运动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序幕，知识分子被新的思想所吸引，形成了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宇宙观就是世界观，这种新的宇宙观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所提供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它取代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成为武装知识分子的锐利思想武器。

    五四运动促成知识分子世界观转变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基于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政治关系变动的感悟。五四运动引出了中国革命的路向变化，社会变革中新的政治力量和政治组织的酝酿诞生，显示了政治关系面临重大变动的征兆。第二，基于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体力量的新认知。五四运动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作用，标志着无产阶级以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知识分子从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精神激励下看到了革命的新曙光。第三，基于知识分子受时代潮流的感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知识分子陷入思想困境之际，向中国知识分子展现了前进的指路明灯。

    五四运动促成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转变是群体现象，即是说，它不是某个人的个别现象，也不是某些人的少数现象。所谓群体现象，就是指它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五四运动中世界观的群体性转变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知识分子。一是以陈独秀、李大钊等有着民主革命阅历的知识分子为典型，他们世界观转变的特征是抛弃原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转向接受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一是以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等初出茅庐的年轻知识分子为典型，他们世界观转变的特征是在初次形成世界观过程中，比较各种新思想，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世界观的基础。这两种知识分子代表的世界观群体性转变表明，近代中国在五四运动后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个别人主观意志的结果，而是社会客观的需要，具有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