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乃众声喧哗的时代，并非某一集团、思想、学说的“独唱”，这点，稍加论证，不难得到中外学界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追问谁的“五四”，很可能拉出一大笔左中右或红蓝绿的陈年旧账。其实，理解“五四”的复杂性，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比如，除了大家熟知的政治立场、学术背景、文化趣味的差异，还有南方与北方、都市与小镇、学生与市民等一系列区隔。其中有一个因素，往往被忽视，那就是年龄及教养。就拿作为新文化策源地的北京大学来说，教授与学生，就有很不同的功能与定位。

　　在世人的记忆中，占据五四新文化运动舞台中心的，乃著名教授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这自然没错。可有一点同样不能忘记：这是一个标榜“新青年”的运动，大学生的作用不可低估。“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就学识与社会影响而言，确实无法与陈独秀、胡适等比肩；但日后的发展，则未可限量。大学期间“躬逢盛事”，有幸目睹甚至直接参与思想大潮的崛起，对其一生必然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此意义上，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好兼及其时“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学生。

　　谈思想启蒙，师长们确实占据中心位置；论文学革命，则师生各有专擅；至于政治抗争，唱主角的乃是大学生。否则，怎么叫“学生爱国运动”？更值得关注的是，日后关于“五四”的纪念、追忆与阐释，主要由学生辈来完成的。对他们来说，曾经参与“五四”这一经历，是生命的底色，是永恒的记忆，是不死的精神；毋须讳言，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象征资本。

　　当年立场迥异的大学生，本就呈五光十色，日后更是分道扬镳。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上下求索的时代，很难说谁是主流，谁是支流，谁是逆流。后人在褒奖那些站在舞台中央并收获大量掌声的学生的同时，请对那些处于边缘地带、在聚光灯之外苦苦挣扎的青年学生，给予“了解之同情”。

　　10年前，我与夏晓虹合作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勾勒了45名历史人物与“五四”相遇的生命历程，包括13位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杨振声、匡互生、闻一多、梁实秋、郑振铎、冰心)。5年前，我出版《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在讨论“回到‘五四’现场”时，曾开列10位当年北京学生的回忆文章，目的是让对“五四”感兴趣的读者，以当事人眼光来解读那场已成为重要话题及思想资源的伟大事件。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早年参加五四运动的历史记忆，可能随时召唤出青春、理想与激情。而借助这些先辈们琐碎但真切的“追忆”，我们方才得以从容地进入“五四”的规定情境。

　　从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起，北大学生就开始了关于五四运动的纪念、追怀与阐释。此后几十年间，因应海峡两岸政治风云变幻，南京、重庆、台北的傅斯年、罗家伦、杨亮功、毛子水、成舍我，与北京的许德珩、杨振声、俞平伯、罗常培、郑天挺、孙伏园等，就何为“五四真相”、谁是五四运动的主力，以及如何继承五四精神遗产等，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论争。这一论争背后，隐含着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好在这些“五四老人”，并没有完全屈从于任何政治权威，在一次次饱含激情与深情的追怀与叙述中，都多少延续了其青年时代的梦想与追求，或多或少地挑战着其时的主流思想。观察这些“好事”的“同学少年”，如何在事隔多年之后，不时穿越历史时空，与“永远的五四”对话，可以让我们领略什么叫“历史的魅力”以及“思想的力量”。除此之外，我正主持编撰《回到现场——北大学生的“新文化”》，选择了几十位当年活跃的北大学生，利用档案、报刊、照片、日记、书札、回忆录等，钩稽其在“五四”期间的言论及作为，关注学生与教授、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市民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等。当然，更包括这些学生日后的事业与功过、追怀与阐释。在我看来，这构成一道特殊的“新文化”景观。

　　当今中国学界正处在一个转型期，需要我们打起精神，竖起脊梁，与“五四”展开认真深入的对话。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推崇教授们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更需要呼唤大学生的理想主义及求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