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当代，哲学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梳理历史、检点资源的同时，需要紧扣时代脉搏，使哲学的发展从诠释、辨义走向对话、创新。如何以回答现实问题为切入点，以反思学科使命为前提，实现哲学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如何加快资源整合

和学科调整的步伐，加速培育哲学创新能力，并通过参与全球文明对话逐步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是一项需要全体哲学工作者认真思考和积极探索的事业。本版为此开辟“哲学创新大家谈”栏目，希望以此推进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答。

　　哲学史研究需要有历史感，这本是哲学史家熟知的方法论原则。但在近20多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由于研究空间的新开拓和研究范式的新变化，却使历史感于有意无意间出现了淡化和弱化。因此，重建历史感便成为当前中国哲学史创新的一个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历史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被淡化和弱化，从其由来及表现形态上看，可归结为两个不同的向度

　　一个是上下之间的空间向度。20世纪80年代，为了使中国哲学史研究走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框架，一批中国哲学史研究者由哲学基本问题史研究转向哲学范畴史研究。这一转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来说，不仅是一种思想解放，而且是一种方法论深化，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但同时，这又使得中国哲学史研究更重视抽象的范畴及其演变，更注重逻辑方法的运用，而淡化、疏离了哲学史与具体的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一些来自历史文化的哲学问题，由于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格，缺乏抽象的范畴表达，难以套进哲学范畴史的范式，往往不易受到重视而得到研究。在这里，形上之“思”与形下之“史”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分离。

　　另一个是古今之间的时间向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进一步走出西方哲学史研究模式的影响，许多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提倡中国哲学原典的阅读与研究。这一转向不仅促成了对中国哲学文本的重视和阐释，而且通过这种重视和阐释开始凸显出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色精义;一大批出土文献在最近30多年间的整理及发表，更使这一转向的内涵得到丰富和拓展。近年来，中国哲学原典的阅读又与电视人文讲座、儿童读经活动相结合，泛化为不同形态的大众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把哲学原典与哲学史分离开来的倾向——用哲学原典的阅读与研究代替哲学史的考察与研究，使哲学原典阅读孤立化、绝对化，甚至神圣化。这种脱离了哲学史的哲学原典阅读，实际上只能把握到哲学史的若干碎片，而不可能把握到完整的哲学发展历史。在这里，凸显了阅读原典之“文”，而遮蔽了由古及今之“史”。

　　这两个向度上的历史感的淡化和弱化，其由来、指向、内涵显然是不相同的。但两者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的。如脱离哲学史的哲学原典阅读，固然以原典之“文”遮蔽了由古及今之“史”，同时也表现为形上之“思”与形下之“史”的一种分离。因此，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重建历史感，需要从空间与时间两个向度入手，既注重上下之间的空间向度，又注重古今之间的时间向度。只有这样，才能对重建历史感作一种完整的把握。

　　二、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注重上下之间的空间向度，就是要使中国哲学史研究不仅要关注形上之“思”的内容，而且要关注形下之“史”的内容:关注“思”与“史”的联系，关注“史”对“思”的影响。这种联系与影响，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表现为相当复杂的内容，大体可归纳为三个主要的层面

　　首先，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要重视那些来自历史文化的哲学问题。哲学史上的哲学问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哲学在自身的发展中哲学家们反复探讨的问题，如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观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哲学史上古老而常新的;另一类是由历史文化变迁所提出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不是经过一两次探讨就可以定论的，因而成为某一时期哲学家们不断探讨的问题。商周之际由王朝更替所提出的“敬德保民”问题，战国时代由社会变革所产生的“置民之产”问题，秦统一中国后所探讨的分封制利弊存废问题，汉代由大一统国家各方利益关系所争议的盐铁官营问题等，都属于后一类问题。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文化的空前大变局则提出了更多的这类问题，如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全球化问题、现代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等。与那些哲学史上反复探讨的哲学自身问题相比，这些来自历史文化的哲学问题往往没有那么抽象、那么思辨，不具有那么浓烈的哲学味，有的哲学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根本就没有探讨过，并不具有世界性意义，但这些问题对于中国人的生存发展却往往是很有影响、甚为重要的，因而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必须予以重视和探讨的。

　　其次，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还要重视中国哲学发展与中国思想世界的联系。中国思想世界与中国哲学发展相比，具有更丰富、更复杂、更宽泛的内容，其中既有属于精英文化的观念形态的思想内容，又有观念形态与实际运动相结合的社会思潮，还有属于下层民间文化的群体意识与观念。这些不同层面的内容，都与哲学思想的开展有着某种历史的联系。属于精英文化的观念形态层面，包含了哲学思想、经学思想、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史学思想、文艺思想、教育思想等。这些思想内容，都是由思想家们经过反复的思考、学理的探究、理论的论证、文字的表达而形成的思想成果，且多以体系性或理论性的方式阐发出来，具有精英人物个性化思想创造的特点。其中，除了哲学思想以探讨哲学问题为中心外，一些非哲学的观念形态也与哲学问题有着不同形式的联系:或以哲学问题为框架，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或以哲学问题为核心，来展开自己的理论说明;或通过文学的、史学的、政治学的、教育学的等等不同的文本书写或体系建构，来表达某种哲学的理念。观念形态与实际运动相结合的社会思潮，往往不是以纯粹的观念形态的形式出现，而是以观念形态的思想内容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而展开的。这些社会思潮都是针对并为解决某一重大社会问题而出现的。与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内容相比，它们与实际生活、社会实践、下层民众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成为中国思想世界中最为活跃的力量。这些社会思潮有着广大的民众的响应与参与，但其新的思想的提出、群众运动的发动、实践活动的开展，则往往是出自思想家的自觉思考与理论探索。因此，这些社会思潮虽然具有强烈的实践性质，但仍然是以思想家的思想创造为其主体的，其间也包含着哲学的框架或哲学的内核。如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学、宋明理学、17世纪早期启蒙思潮、18世纪考据学、19世纪公羊学，都曾是影响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其中有许多非哲学的内容，但又少不了哲学的内核。属于下层民间文化的群体意识与观念，并非出自思想家的自觉思考与理论探索，而主要表现为广大民众的普遍意识与心理认同。由于缺乏自觉思考与理论探索，这种思想意识往往不是那么明晰、那么条理、那么具有学理性，有的时候还是只言片语，甚至不见诸文字的记录。但在实际的历史运动中，这种群体意识与观念的影响与作用实是不可忽视的。这种群体意识与观念，尽管远离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但与哲学运动却有着实际的联系，只是这种联系有时候表现得比较模糊。很显然，中国思想世界与中国哲学发展这些不同层面的联系，都可以而且应当纳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视野。

　　再次，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还要重视中国哲学发展与中国文化历史环境的联系。中国哲学发展与中国文化历史环境的联系有着多方面的内容: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与特质，如社会形态的转换、政治制度的变化、地域文化的差异与交流、民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都给予中国哲学发展以巨大的影响;从具体方面看，中国文化历史变迁中的一些与思想观念联系密切的因素与内容，如私人办学的出现、经学博士的设立、科举制度的演变、书院讲学的风气，对中国哲学发展产生了尤为深刻的影响。鸦片战争后，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许多新因素新内容，如近现代出版业的出现与发展，近现代报刊的出现与发展，现代大学及其哲学系的出现与发展，近现代留学生运动的出现与发展，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以现代大学哲学系论，不仅为培养经过严格训练的哲学专门人才提供了教育环境，而且聚集了一批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哲学观点、不同治学风格的专业哲学家，使他们在从事哲学教育的同时开展哲学研究和思想创造。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下册、范寿康著《中国哲学史通论》，这些各具特色的中国哲学通史名著，就是分别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的基础上完成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金岳霖的“道论”，这几个有代表性的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体系，也是在北京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形成的。这些文化历史环境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都是值得重视和探讨的。

　　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研究中，哲学史研究往往重视“思”，思想史研究往往重视“史”。以上三个层面的内容，关注“思”与“史”的联系，关注“史”对“思”的影响，实是要求中国哲学史研究更多地吸取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与成果，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三、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注重古今之间的时间向度，就是要使中国哲学史研究不仅要重视阅读原典之“文”，而且要深入由古及今之“史”。借用司马迁的话说，这需要有“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所谓“通古今之变”，具体到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也就是要重视从长时段上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进行考察，注意从背景、来源、进程、演变、影响诸环节中把握历史上的哲学思想

　　在这一考察中，尤其要把握好一个“变”的问题，不仅要看到哲学思想是在古今之间变化发展的，而且要看到这种变化发展之中有着哲学形态的转变与哲学传统的更新。这种哲学形态的转变与哲学传统的更新，可以说是哲学思想的一种质的变化及新质的扩张，是一种更值得重视的“通古今之变”。

　　所谓哲学的形态，是指哲学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一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规定了一定时期哲学的致思趋向和话语系统，规定了一定时期的哲学文化风貌，使之与以往时代的哲学呈现出明显的区别。与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相比，哲学形态具有更大的稳定性，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基本不变，规范着这一时段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化;但哲学形态又不是凝固的，随着社会历史变迁，随着由之而来的思想世界的变化，哲学形态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变化。这种哲学形态的转变，就是哲学的转型。正是哲学形态的转变，造成了哲学发展的大的阶段性的区分。

　　从商周之际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哲学经历了漫长的古代形态发展期。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大变局，由于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大规模传入与影响，由于中西古今文化及其哲学的碰撞、交流、融会，促成了中国哲学从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变。具体地说，从19世纪中期的龚自珍、魏源到19世纪末的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是中国哲学的近代形态从发生到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严复建立起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完全近代意义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同时又成为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开端。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经过新文化运动而进入全面的发展期，在本体论与认识论、历史观与文化观、政治哲学等不同层面上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至今仍在生气勃勃地展开之中。

　　正是通过这种哲学的转型，中国哲学的传统也发生了更新。在看待中国哲学传统问题上，近百年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商周之际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哲学是自成一系发展起来的，孔子开启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哲学的主流，这就是中国哲学传统。至于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及哲学的大量传入中国，中西古今文化与哲学发生碰撞、交流、融合，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新哲学的蓬勃开展，则是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冲击、破坏和背离。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只存在着一种传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哲学自鸦片战争起经历了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现代传统，亦可称为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也就是说，中国哲学传统并不是一种传统，而是存在着两种传统;在两种传统之间，既有相联系的一面，又有相区别的一面。这两种观点相比，我认为只有后一种观点才对中国哲学传统作了富有历史感的理解，才符合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通古今之变”的考量。

　　总之，从空间与时间两个向度入手，来重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历史感，实际上是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作出新的思考与探讨。这一方法论思考与探讨的实质，就是强调在哲学史研究中坚持和贯彻历史主义原则。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创新，是不能离开这一原则的。